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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文字: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的文本

  2008年12月16日 10:24  瞭望东方周刊

  改革是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因此即使是纸面上的“真经”,也难免被打湿。

  但是纸面上的东西并非没有意义,它们构成了人们生活的语言和制度环境,决定一个人遵照某种途径思考和行动。当我们说到“改革故事”和“改革话语”,我们不仅指的是真实中发生了怎样的情节,更重要的还是故事怎样讲,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讲。而讲故事的依据便是30年中形成的一份份文本,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

  这些文本中最具权威性的自然是出自官方的文件和法律。但除此之外,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那些源自民间智慧和热情,又登临庙堂、引发广泛社会关注,构成了改革开放某个阶段内在动力的文字。从诞生于医院走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愤青”崔健的歌曲《一无所有》,从资深记者凌志军、马立诚的畅销书《交锋》到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给总理的一封信》,这些源自民间的文本最后站在了时代思想感情的高处,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助力了时代进程。

  自然,它们首先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

        书生胡福明的庙堂之旅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南京报道

  对于自己的官员生涯,胡福明说了一句颇具意味的话:“不懂要学。”但又跟了一句:“知识分子从政都比较难”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

  —— 摘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天气情况允许,每天下午三点,胡福明都会到省委家属大院里走上一小时。此时没有上下班的喧嚣,少见往来官员,遇到退下来的老干部们就聊聊孙子们上学的情况。绿荫下的一份沉静,近似40多年前的南京大学。

  1963年,是江苏无锡人胡福明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工作的第一个年头。著名学者匡亚明也是在这一年从东北人民大学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作为一名哲学教师,胡福明倾心于研究大部头的马列著作。

  3年后,“文革”肇始,刚过而立之年的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

  “我这一辈子从来不失眠,但两段时间除外。”胡福明说,第一段是被打成“黑帮”之后,白天被批斗、游街,“我晚上睡不着,我想不明白啊”。

  第二次失眠,则是在11年之后。他开始酝酿一篇名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写还是不写?”

  目睹批判“四人帮”过程中的种种局限,理论工作者胡福明深感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不足,他希望用一篇文章来批驳当时桎梏人们思想和手脚的“两个凡是”,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几经修改,这篇让胡福明焦灼不安却又不吐不快的文章,最终成为改革开放历史上一篇传奇性的文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胡福明知道这篇文章会改变他的命运,他甚至做好了离开校园入狱的准备,但意外的是,他却被带入了陌生的官场。 1982年到2001年,胡福明总结说,20年里他仍没有贯通“为官之道”。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秘书向胡福明转达了两个电视节目的采访邀请。风霜满鬓的胡福明一口回绝了第一个邀请,却答应出席以南京大学为录制现场的栏目。

  “我这几十年,从来没忘了南大,从来没忘了校园。”他一字一句地说。

  “此生不得安宁了”

  1977年夏天,一边照看生病的妻子,一边在医院的走廊里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时他确立了两个原则,一是不和别人商量,以防连累别人;另一个就是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面理论为主,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讲明白。后者被胡福明称为“策略问题”。

  文章打了一场“语录战”:8处引用了“毛选”,其中以来自《实践论》的语句最多。而所举的门德列捷夫、哥白尼的例子,也都来自马恩列毛的经典著作。其中甚至也包括华国锋的话。

  锋芒在第二部分末端终于显现:

  马恩列毛这些革命导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 ”

  刀锋直指“两个凡是”。

  9月初,胡福明将这篇8000字的文稿寄给了《光明日报》。心里想着:“此生不得安宁了。”

  就在他焦灼地等待时,1978年初,远在北京,中央党校的理论家们,也在胡耀邦的指点下,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

  1978年4月,应邀去北京修改文章时,他没有告诉妻子此行的缘由。

  按照《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记载,1979年2月19日,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9 个月后,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作出决定,对因1966年“六.二”事件受迫害的胡福明等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这算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胡福明本人命运带来的转折,但好运此前已有苗头。

  不升不降20年省委常委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学校领导要胡福明做系党支部书记。胡福明推荐了系里的一位女同志。

  1978年下半年,南大党委书记找到胡福明,告之中央要调他去中宣部工作,胡婉辞。“第一我喜欢教书,第二我知道我没有能力,第三北京这个地方太复杂,什么矛盾都集中在那里,我应付不了。”这以后的几年间,是胡福明学问上的另一个“春天”。

  1981年,胡福明在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社会主义发展特点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起点比较低、生产力水平低,与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应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社会主义。

  1982年4月,省委书记明确告诉胡福明,要调他去省委宣传部。后来他了解,这是包括陆定一等北京、江苏两地老同志的要求。11月,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福明走马上任。

  当时的江苏省委、特别是省委宣传部对“文革”问题仍存在争论。胡福明与另外一位常务副部长一同调入,不久又来了一位副部长。一下进了3个人,形势得到了彻底改观。

  胡福明和“左倾”的干部们交锋。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虽然没有明确的反对,很多人心里还是有疑问的。” 至于彻底批判“文革”,若干年后很多老干部的思想才转了过来。

  追究原因,胡福明说,一方面是知识基础欠缺,对马列主义存在误读;另一方面有战争年代遗留的崇拜、服从的思想。

  “官不好当,真不好当。”讲到这里,胡福明皱眉喟叹。原来以为是继续去做理论工作,却发现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其实需要管很多事情。比如:

  许多大学校长、书记拿着剪刀站在校门口剪高跟鞋的鞋跟和喇叭裤的裤腿。管还是不管?胡福明一直对“精神污染” 的说法比较抵触。

  后来出现了一大批书籍讲述“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曾以破除“两个凡是”著名的胡福明却显得很谨慎:“他们怀疑 ‘文革’、怀疑大跃进吗?其实他们不怀疑,就是一种商业行为。”

  对于自己的官员生涯,胡福明说了一句颇具意味的话:“不懂要学。”但又跟了一句:“知识分子从政都比较难。”

  “官场其实是有规则的,但我说不清。”他说。

  胡福明的官职不算小,但也不在仕途亨通之列。1984年底,他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身份担任省委常委。后来在这个级别上不升不降呆了近20年。

  “我估计在国内也是罕见。”他不由得笑了起来。

  10年专职党校校长

  多少次,胡福明在省委办公室中遥想南大的风景,想象自己在那个环境中的愉悦与自由。最痛苦的还是工作和学习的矛盾。“没有时间了”,他说4年副部长生涯没有写出一篇好文章,还中断了在南大的研究项目。和老友们谈起来,大家也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下不来了。”

  这个情况在1986年有所好转。胡福明被调往江苏省委党校任校长。按照一般制度,党校校长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专职党校校长,胡福明在国内几乎是首例,也是唯一一例。

  主理党校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为激烈的时候。胡福明到校后,先增加了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改革开放的课程。他在党校还做了另一件大事:职称评定。过去党校教师评定职称都要挂靠高校,省委常委胡福明“以权谋私”为党校获得了评定教授的资格,自己还亲自担任高等职称评选委员会主任。

  江苏省委党校的老教师回忆说,这让党校教师们抛弃了干部身份,真正开始注重研究工作。胡福明说,实现这种待遇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1992年,邓小平南巡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虽然交锋没有70年代末那样激烈,但胡福明还是深切感受到了改革的阻力:“我告诉你,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艰难的,排除种种困难。这种阻力就是本本主义、‘左’的思想、表面化的马克思主义。”

  胡福明说,在中央层面,没有激烈争论不代表没有不同意见。据他了解有意见的很多还是位置很重要的同志。党校自然也有这样的老同志。作为校长的胡福明自然站在解放思想一边。

  “很愉快”,说起在党校的10年经历,胡福明眉眼间频现满足。

  1995年,胡福明调任江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从这时起,他开始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情况感到担忧,“改革过程中,有些地方确实出了纰漏”。

  “全国人民齐步走肯定不可以,贫富分化是难免的。”但胡福明发现,分化的速度在加快、程度在加大,而且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贫富差距加大的一个表现,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没有被承认和体现。“所以现在你看,严格要求劳动用工对企业的冲击特别大。”

  胡福明到政协后,又开始了一番作为。过去政协常委会都是主席、常务副主席、党内副主席主持,他提出民主党派的副主席也参与轮流主持。

  后来,胡福明主持增加了民营企业家委员,吸收新经济阶层。不过他也经常感到无奈和尴尬。

  上世纪90年代末,胡福明与长江沿线10省市政协主席在南京座谈,希望加强对长江污染的管制。在将会议纪要送达中央后,他们只在《人民日报》看到了一篇报道,便没有其他回应了。这个原来设想一年一次轮流主办的座谈会也不了了之。

  改革还未过半

  剧烈变化的社会,对胡福明这位倡导改革者的家庭也冲击不小。

  90年代,原来在外经贸系统工作的儿子悄悄辞职“下海”。胡福明偶然遇到儿子过去的同事才知道这个“大事”。

  回到家,胡福明与儿子约法三章:“第一不要违法,第二不要指望我出面。”其实,胡福明与儿子经常发生“思想冲突”。儿子说他已经落后、不了解社会。

  这个时候胡福明就说,问题肯定是有,“但我们还是会治理好国家”。

  不过胡福明也承认自己可能真的不了解社会。他说,自己的信息都来自亲戚朋友,各种视察“了解不到实际情况”。因此,他对一些领导了解民生的渠道也有担忧。

  老友说,胡福明之所以能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因为他有学者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20多年间,这种独立与为官的约束是不是一直让他感到矛盾?“这个不好讲。”胡福明说。

  不过,现在胡福明发现,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民主意识让小孙子孙女非常困惑。

  “他们经常回来跟我说,我说的和老师讲的不一样。”胡福明的家庭一贯民主,从他的子女开始,孩子们就可以辩论,不同意的观点可以“保留”。

  2001年退休后,胡福明拥有了过去20多年不曾获得的空闲,得以想事情、写文章。

  解放思想30年之际,胡福明说,以他的看法,改革一半还没有走完。

  从年初开始,73岁的胡福明已经接受了20多家媒体的采访,还远赴广东参加座谈。他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自己的体力只够聊上1个半小时。

  但胡福明说,他马上还要去深圳,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要不断推动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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