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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集权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作用

张军  2008年12月17日 12:21  上海商报

  作者: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30周年与中国的“奇迹”专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显著的特征:生产总量增长,并且十分稳健;资本积累迅速,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K/GDP 在不断上升;资本的回报率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随着资源在不同地区、所有制和部门中的配置,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基尼系数不断增长。数据表明,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波动,而在90年代则一直呈现上升趋势。

  这种增长方式和20世纪80年代的增长方式不同。80年代的增长主要呈现如下几点特征:产出的增长伴随着波动,通货膨胀很高,资本积累率低,基尼系数低,劳动力的迁移很少。在80年代,经济还是受到中央计划的影响,市场机制只是在定额之外和少量经济特区发挥边际性的作用。经济体制基本上沿袭了旧有的体制,只是地方上的权力更大,对利润有更高比例的保留。我可以说,如果我们沿袭80年代经济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在9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就不会是成功的,而可能完全是失败的,陷入到类似80年代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发展陷阱中。中国经济的发展通常被认为得益于80年代渐进性的增量改革,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可以看作80年代激进改革尝试失败的结果。80年代的改革尝试,导致了国家能力下降、高通货膨胀、腐败、经济混乱,并最终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动荡。我在此要探讨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何要通过渐进的方法来实现经济的改革,而是中国为何能够成功地在1989年以后走出原来的发展路径,走上市场化的渐进改革道路。

  为什么中国在90年代初的集权可以带来1992年后经济稳健的增长?这背后的逻辑何在?我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这样展开:为了纠正经济上的混乱,需要采用市场机制来取代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很多方面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地方政府没有动力来推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改革项目需要中央政府来统一协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只能是至上而下进行的,而不可能是至下而上的。改革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需要创造足够的激励,来保证地方政府参与到市场导向的项目中,提高经济表现。90年代初的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可以看作重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来开展经济结构的转移。90年代中期的很多改革,如价格机制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流动、金融改革、所有制改革、汇率改革、经济开放和引进外资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下来理解。Blanchard and Shleifer指出:“中国经济中分权的好处得到了很多赞扬,这其中我们忽视了一些东西。至少在分权带来经济利益的背后是某种形式的集权。没有这种集权,提高地方积极性的政策成本太高,不可能单单通过经济或财政上的安排来实现”。所以我的观点是,促使中国经济1992年后稳健增长的关键,不是分权,而是集权。

  1994年的财政改革无疑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由于政府认识到必须实施非常坚定的改革、把市场改革做到位,政府在改革当中放弃了财政支出的分权,把地方政府的权利收到中央。针对1994年的财政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很多实证的证据。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GDP增长的作用在1994年前后是完全不同的。放在一个回归分析中,把GDP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当作解释变量。财政分权的解释系数表明,在1994年前是负向的影响,在1994年以后才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很多研究,包括我个人两年前的研究都发现了这个结论。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1994年在改革和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集权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作用是很有趣的发现。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来验证这些假说,也需要更仔细地思考集权和经济结构市场化的改革在9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本文根据张军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高层国际论坛”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在此特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鸣谢。文字整理:俞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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