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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30年改革开放解放了13亿人

  2008年12月17日 12:23  新华网

  不囿于理论,始终围绕最迫切的现实需要;谨慎推进,不超越现实可能性

  “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是通过解放人达到解放生产力”,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韩庆祥教授这样评价30年的成功,“这也是邓小平把解放思想放在实事求是之前的一个原因。因为不破除思想的束缚,就迈不开解放的脚步。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解放人。”

  30年前,当二百多名共产党精英云集人民大会堂时,引发中国历史转折的起点,是一个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的建议。

  这如同一个象征,之前之后,无数中国人从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汇聚成建设中国的巨大力量。从那时直到今天,三十年中,从政治平反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走出一条坚定稳健的人的解放之路。

  对此,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研究员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持续30年展现出的发展奇迹,必然是中国经济力量不断壮大的30年,也必然是中国人格力量逐步升华的30年。

  他将30年来人的解放过程,概括为既互相交错、又相对独立的三个大的方向,第一,将人从计划经济模式下,主体性被禁锢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第二,将人从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主体性被金钱侵蚀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第三,则力图把人从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对人自身需求的高度关注,把人推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0年改革开放,解放了13亿人这一最活跃的生产力因素,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业。30年来,这条中国特色的人的解放之路,既不囿于理论,始终围绕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又谨慎推进,不超越现实可能性。这是大国治理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贡献给人类文明的多元化样本。

  始终贴近基本国情,尊重历史成果

  30年改革开放所推动的人的解放,始终贴近现实国情,围绕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需要制定目标,因而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螺旋式上升的特征。“中国的改革从外围开始,逐步向内核逼近;呈现渐次展开、逐步过渡到整体推进的特征”,常修泽总结道。

  韩庆祥教授把30年来人的解放总结成五个阶段:一是从1978年到1985年左右,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从思想上解放人,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得以正本清源,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这一阶段主要是政治层面的解放。

  二是1985年左右到1988年左右,是文化层面的解放。主要是提出人的现代化,从传统陈旧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是1988年左右到1992年,是哲学层面的解放。体现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强调人的主体性,破除从物的层面去看待人,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1992年后,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把人从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通过能力来立足社会,产生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能力经济,开始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附于权力的权力经济。

  五是“以人为本”提出后,把人从物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以往市场经济的一个结果是以财富为标准来衡量人,容易牺牲民生、生态,针对此,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从横向来看,人的解放又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思想解放;其次是能力解放,即通过市场机制释放个人能力;三是自立解放,摆脱了单位人依附于组织的状况;四是利益解放,由过去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没有独立利益主体的情况,变为权利平等的利益主体。

  这样清晰的几个阶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的全面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而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始终与中国发展的现实国情紧密相关。

  30年来每一次人的解放,都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形成持续进步的过程:政治解放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样的递进,30年后回顾,显得尤为清晰。

  自由选择权是改革最初带给人的权利。1978年12月至1985年前后,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改革的启动阶段。此时,始于1978年的解放思想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出发,开始反思传统模式的禁锢。“解放思想就是从政治层面上解放了人”,韩庆祥教授这样评价。

  反思的结果是,“包产到户”的浪潮席卷全国,到1983年底,全国包产到户的覆盖面达到了95%以上,思想解放直接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喻示着觉醒的开端,人的精神枷锁逐渐被打破。

  随后,经济建设主战场不断形成突破。常修泽认为,按照内在逻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进展有六个方面,即所有制结构改革、现代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政府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业和农村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创新。

  无论是政治束缚的解脱还是经济发展,都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上述六方面的进展,给人的价值实现和多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常修泽认为。

  随着中国告别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社会财富不断被创造、积累,经济、政治制度持续改革实践,中国人经历了从权利受限走向平等,继而走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多元权利完善生长并得到逐步保护。

  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稳定始终被视为第一需求,视为对人的解放和人最基本权利的保证。

  比如,1992年,改革陷入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凝聚起改革共识。

  韩庆祥对此评价说,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因此外部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不稳定是一种常态。中国改革的推动者通过像“三个有利于”这样的标准,在众多不确定中指明确定的方向,在“流变”中营造起一个稳定环境,也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底线之外,鼓励人的一切创新,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寻求改革、发展、稳定的最佳结合点和平衡点,是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常修泽认为,“今天看,也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新鲜经验。”

  与人的主体性成长强力互动,共同完善

  “此前,中国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禁锢。”常修泽说。他将这种禁锢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依附性。计划经济以集权理论为依据,以命令形式强制性地下达给下级,上下级之间存在行政性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人们缺乏独立性。二是等级性。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的“平等”实质之间存在“冲突”或者“异化”,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等级性难以保障人的平等性。三是封闭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各种各样的“分割”和“封锁”,使人的心灵封闭,个性难以张扬。

  “人的主体性增强和全面发展,贯穿在对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破解过程之中。”韩庆祥说,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政治要素过大而经济、社会要素过弱,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层级结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产生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又在计划经济模式中得以强化。

  常修泽认为,30年来,人的主体性的增强和自身的发展,表现为各个社会阶层主体性的增强,最有代表性的有六大阶层。

  ——中国农民主体性的增强和发展。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开始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这种新的制度安排表明农民开始萌生一种“主体”价值。2003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2007年的《物权法》,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承认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已经站起来了。

  同时,农村乡镇企业的创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深入推广等,也使农民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

  ——进城务工者群体的产生和迅速壮大。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就业和“非户籍性的迁移”明显增加,这是中国人口迁徙史上的一个壮举。进城务工者群体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并在进一步的释放过程中。

  ——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的主体性释放。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创建和相应新型劳动关系的确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范围逐步扩大。中国企业员工逐步有了对劳动岗位的自由选择权和对劳动力价格的参与决定权,并由此带来社会和政治方面更多的话语权。这对促进员工的主体性及其发展是具有实质意义的。

  除一线员工以外,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企业管理者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行,也使企业管理者的主体性得到增强。

  ——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科技创新者崭露头角。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方正集团的王选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者,既是科学技术创新专家,又是企业开发经营者,还是人文学者或文化人,反映了改革中所重塑的一代新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新特点。

  ——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并形成一定气候。到2007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达到551.3万家,从业人员7253万人;个体户2741.5万户,从业人员5496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吸纳的从业人员总量达到1.2749亿。这一群体主体性的释放和增强,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鸟巢一代”(80后,90后)的迅速崛起。这一代所表现出的自信、热情、坦率和开放,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代表着中国的希望。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在社会层级结构的转型中,自主性是推动人的解放的关键因素。“三十年中‘利益解放’、‘能力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背后,有着人格从依附型向独立型、从消极保守型向开拓创新型、人情关系型向契约法治型的巨大转变。”韩庆祥说,这继承了五四以来“立人”的思想启蒙,就是要确立人的独立意识,促使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开发民众的智慧与能力,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观念和社会制度。

  而贯穿改革30年的自主性,不仅是某一阶层或群体的力量,更是包容、吸收、固化各种进步力量,打破既往的束缚,使社会自主选择成为民族进步和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十年来,各个阶层的经济活力与要求,与国家的发展理论、政策不断呼应,互动鲜明。从经济体制上,个体经济从不被承认,到成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继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定位上,执政党成为代表全国人民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得以加入执政党,并顺利地进行参政议政。

  具体的政策更能体现出对各个阶层主体性的回应:非公经济36条、农民工权益保护、新型劳动关系建立、户籍政策调整,等等。这种整合社会利益诉求的自主性,使改革获得广泛支持,也使人的解放之路呈现为个人发展与民族进步有机结合为一体。

  民族理想、时代精神、人类文明成果之集大成者

  “以人为本是人的解放的升华”,韩庆祥说。他认为,直到2003年之前,中国的改革都是从某个领域、某个方面解放人,如打破政治束缚,如“三个有利于”标准着重于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等等。而2003年之后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内涵深刻,包括哲学基础和政策基础;包括对“人”的全方位理解;包括今后发展的目标、衡量标准等根本问题。

  常修泽也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念,让中国与世界发展同步。他介绍,二战以后各国人类发展理念,一开始都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随着社会矛盾的突出,开始增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又增添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80年代后,又增添了更多的“人文关怀”。60余年来,由“物”到“人”,由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

  对于以人为本的内涵,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特别作出了界定,他说,首先,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是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二是以人为本的“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三是“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单纯地看作被同情、被关爱和被救济的对象,而应看作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创造性社会力量,看作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四是以人为本的“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自然的主宰。因此,“以人为本”要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统一起来,把子孙后代的“人”也考虑在内。

  常修泽认为,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因此,打造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也应该是全面的。如果按照“人本”的思路,今后的改革将在以下五大领域不断深入推进。

  一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推进国有经济改革,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快市场体系建设,特别是要素价格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

  二是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交叉点。应该从以人为本角度分析,寻求能够促进人的发展的制度安排,当前最突出的就是政府管理制度问题。包括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着力点落实到“人”;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和政介(中介组织)分开;寻求“釜底抽薪”式的审批制度改革安排;推动政府管理的“层级”改革和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

  三是从以人为本角度分析,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提供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需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重点是整体价值系统的改革,也就是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推进文化的多元化。

  四是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面前,需要建立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体制,以处理好国富与民生、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多元与平衡这样三组关系。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说,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

  五是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体制,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制度上的推进,更需要高度的智慧,融古今中外人类文明成果于一体。。

  “比如人权,在我国长期被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禁区。”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回忆说,1980年代一段时期曾对人权的概念展开讨论,但主流话语仍将其归为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包含人权领域的全面进步。”

  韩庆祥提出,改革唤醒了社会各类主体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在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需要确立一种具有权威解释力、涵盖力、包容力、整合力和凝聚力的全社会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力求达成社会的整合与凝聚。这种整合既强调不丧失被整合个体的自身特性,又强调个体中一些要素的动态交叉与融合,从而在高度和谐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功能,最终达到整个社会在动态中的和谐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从价值观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大思路和一种努力。

  此外,人的解放还应包含着民族特性与时代精神的有效融合。比如,中华民族传统中勤奋、上进与现代因素的生产力相结合;比如,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思想与市场经济追求利益的本性相结合;比如,中华文化理想的“礼之用,和为贵”与现代社会对民主、法治的追求相结合。最终人的解放之内涵,应是民族理想、时代精神、人类文明成果之集大成者。(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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