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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刊:三十而立文化榜

  2008年12月18日 12:45  南方周末

【新闻】报业30年,谁领风骚

经历“文革”浩劫后,中国媒体不仅充当“喉舌”,还要做党和人民的“耳目”。30年来,媒体逐步从宣传回归新闻,接受市场的残酷检验。

《人民日报》的黄金岁月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最好看的报纸是中央大报,它们占据了几乎全部的新闻资源。在披露信息的及时、准确、全面方面,地方党报是没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除了这些机关报,中国当时还没有其他类型的报纸。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当时的副总编辑胡绩伟、王若水、秦川等人的布置下,《人民日报》对天安门事件的调查在两年前就悄悄开始了,一年之后,事实基本查清,但直到1978年清明节,《人民日报》编选的天安门诗选专版,仍被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主席汪东兴叫停。

尽管“转身”步履艰难,尽管还带有宣传的痕迹,各行各业的风貌仍然全方位地展现出来。单看标题就知道:《鄂伦春山区开办列车商店》、《上海保温瓶行业开展劳动竞赛 消耗降低 产量大增》、《如何解决“抓药难”的问题》、《群众为什么买不到生姜》、《不可小看小商品》、《全国烟叶、黄麻、红麻收购量创历史最少水平》……

空洞的宣传和颂扬性的报道少了,遵循新闻规律的报道多了起来。曾在《人民日报》做过多年记者的祝华新,2006年在其博客上撰写《人民日报,叫声同志太沉重》。据他回忆,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作为党报老大的《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无愧于中国第一大报的称号。它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第一时间传递出改革的消息。

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发行量创历史地达到了600万份。

中青报:抓青年关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是1978年的10月7日复刊的。它从一开始就将青年关心的问题作为报道的重点

复刊号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篇幅不大,但却格外引人注目的新闻《成都认真清理干部子女档案》,因为父母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青年人命运开始有了转机。与这篇新闻配发的是四川达县一中几个十几岁的学生寄来的“青年来信”,问中青报的编辑怎么看“出身问题”。编辑回信说:“家庭出身根据一个青年在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前抚养人的职业来定。家庭出身不该沿袭。各个家庭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在革命大变动时期更如此。”——今天看来这是常识,当年这是福音。

1978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李振宇被中科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的事迹。李振宇只上过初一,业余自学植物分类学十余年。当时,“自学”是一个让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的字眼。

短短三四年时间,《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就从复刊时的100万份骤升到300万份。

《中国日报》:刊登普通人的大照片

1980年创办的《中国日报》,主持版式设计和图片新闻编辑的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常务副总编辑冯锡良。

冯锡良对于图片新闻的设想,让部队报道员出身、习惯了宣传口径的摄影记者王文澜闻所未闻,“老冯说,报纸要用大照片。我心想,毛主席像你用多大都没关系。但他又说,还得要普通人的大照片,要把普通人生活细节的照片当作新闻,放在头版。”

冯锡良要求编辑画版的时候,先确定图片的位置、大小,再考虑文字,从头版到最后一版,每版都有一幅8寸到10寸的大照片。很快有了议论之声:太吓人了,每个版都用这么大的图片。

王文澜拍摄的儿童吃西瓜的照片,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北京的风沙,也以新闻图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用了整整半版,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大概是第一家。

没过多久,《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开始有六寸、八寸的照片了,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全面学习《中国日报》的大照片风格。新华社摄影部主任把《中国日报》的图片做成幻灯,号召大家向《中国日报》学习。

中央大报大搞批评报道

1978年之后,新闻人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职业角色,渐渐担当起“社会瞭望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有论者认为,建国之后报纸议政是从新时期开始的。1980年,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相继召开。《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代表和委员们所提的实质性问题。提高了国人对报刊议论国事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后,物价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要不要搞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每每成为报刊公开讨论的话题。一面议论国事,一面为民喉舌。新时期的第一波舆论监督,中央级大报走在前头。而且监督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坏人坏事,甚至不限于行业不正之风。

1980年,《工人日报》揭露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阻止了一些领导人企图蒙混过关,把丧事当喜事办,又揭发中央委员、鞍钢党委副书记、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王君绍骗取荣誉、打击迫害揭发他的职工。同年,《中国青年报》批评商业部长在饭店吃饭不照标准付费。

1982年,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的装卸工人在给双城青年商店卸洗衣机的时候,要求留下十台洗衣机,按出厂价卖给他们。双城青年商店不同意,装卸工人就以摔洗衣机的恶劣做法报复,一共摔坏九十多台,造成八千多元的损失。2月6日,双城青年商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信,2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这封信全文播出。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一层层剥开铁路部门包庇职工,借职权谋私利的种种问题。

晚报引出周末版

1980年代初,《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等相继复刊,如同一股春风,给习惯了“两报一刊”和颂扬性报道的读者带来新鲜的感觉,它们连同一些所谓“街头小报”,给机关报带来了压力,为了避免读者流失,各地机关报开始改革,很多周末类报纸(如 《南方周末》)就是这时候创办的。

从1978年到1988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年,虽然市场经济还没有成为明确的国策,但国门已经打开多年,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多了,对信息的需求也增加了。

面对越来越丰富的社会现实,人们希望媒介不仅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小事做出解释,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也得给出深刻的解读,这便是晚报、周末类报纸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机关报遭遇市场滑铁卢

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北京居民读报选择做过一项大型调查。结果发现,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央大报”所拥有的读者数量不敌《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甚至《北京广播电视报》和《精品购物指南》。不容否认,媒体的影响力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央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慢慢被打破了。

不但中央级大报遭遇市场滑铁卢,省市级机关报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1993年,《成都晚报》的广告额是6000万,《四川日报》的广告额是3000万。此前,《四川日报》的广告额一直遥遥领先于《成都晚报》。

都市报:嫁接其他报种优势

《四川日报》的副总编辑席文举奉命创办一份赚钱的报纸,以改变尴尬局面。既然被晚报打败了,席文举首先想到的是向晚报取经,从北到南,把《北京晚报》、天津《今晚报》、南京《扬子晚报》、上海《新民晚报》、广州《羊城晚报》跑了个遍。“当时晚报是一种什么格局呢?上午读党报,下午读晚报。文化、体育、社会、连载是晚报的四大支柱”,席文举很快看出了晚报的门道。

走到南京的时候,《扬子晚报》的总编周正荣对席文举说:读晚报的人不知道党的方针是不行的,要在晚报上嫁接党报的优势,也就是时政新闻。席文举很认同周正荣的观点,又把周的观点发展了一步:不仅党报的优势要嫁接,各种报刊的优势都嫁接。

席文举认为,1980年代后期,全国法制报纸热,《西安法制晚报》可以发行到20万份,靠的是案件报道;1990年代初,广播电视报登节目预告和电视剧花絮,就有上百万份的发行量,说明老百姓有这方面的信息需要;“地摊报”火是因为有故事性,如果读者需要,要办的这份报纸完全可以一天生产一个特别报道……

把所有这些讯息都集中在一张报纸上,就不是传统晚报的格局所能容纳的了。所以,席文举把要办的报纸定名为《华西都市报》。

嫁接法卓有成效。由于报道的内容取决于读者是否感兴趣,这张报纸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华西都市报》创刊的第一年里发行量每月增长一万份,到第二年年初就有了十多万份的发行量,第二年年底,广告额超过《成都晚报》,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与市场结盟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华西都市报》确实站在时代列车的车头之上,列车上的人血管贲张,充满对市场、对财富的渴望。鼎盛时期的《华西都市报》,甚至有“出国投资部”这样的建制。

除了做贸易掮客,《华西都市报》对自己其他的媒介角色,也有清晰的定位。在批评报道中“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用席文举的话就是“老虎当然该打,但是我们不知道老虎在哪里,苍蝇我看得见。中国大的批评报道都是靠纪委、法院调查清楚了才能公布的。那我们就着重做一些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什么假冒伪劣、服务态度……这些都是应该批评的。《华西都市报》为什么好看,说穿了就是批评报道打天下,但是我的批评报道都是批评‘苍蝇’的。”

向都市报学习

在都市报的鼎盛时期,党报、机关报纷纷回过头来,“嫁接”都市报的优势。这种嫁接,实际上就是办报方向的调整。

2003年,《南京日报》社长龚惠民提出办一张“现代都市新型党报”的概念,《南京日报》的版面扩至40个版,分成A、B、C、D四叠,推出了时评、长三角、财经·投资、现场、民生、热线、娱乐·看点、非常关注、南京杂志等一批都市报类型的版面。A一版和B一版是两个功能不同的封面版,都有报头,A一版侧重于党政报道,大标题、大照片;但真正在报摊上露脸的是都市报风格的B一版。

1982年创刊、面向港澳及海外发行的《深圳特区报》在1980年代是党报中的一匹黑马,广告额连年在全国报纸的前十名以内。1990年代,市场化的都市报兴起之后,《深圳特区报》渐渐落寞,到了深圳报贩都不愿意拿上报摊叫卖的地步。

1998年之后,深圳的房地产业风生水起,《深圳特区报》及时和房地产市场嫁接,每天用几个版到几十个版做房地产新闻,搞活动,做策划,迅速成为一张“房地产日报”。

都市报与市场的结盟,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的一大风景。

这种局面,直到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冲破重重阻力,披露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里被虐待致死的事件,媒体的另一面,才清晰地表现出来。

报贩詹兆强传奇

口述:詹兆强

60岁的詹兆强每年都给自己的右腿上买几百万的保险。这条腿断过两次,一次是在1979年,詹兆强随部队往云南前线运送弹药,还没到前线,就踩上了地雷。一次是在1987年,当时詹兆强在深圳读夜大,下晚自习的时候不慎从楼梯上跌倒,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现在,这条受过伤的右腿却成了詹兆强实现梦想的王牌。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可以跟“邮老大”比肩的报刊发行网络,以残疾人的名义。

这个梦想的起点是1989年的清晨,詹兆强背着二十几份报纸在深圳街头跛着脚叫卖。

来到深圳

1986年还没有电视,我从收音机里知道“改革开放”、“深圳”,知道深圳的大学可以勤工助学。那年,我38岁,拿着部队发的伤残证在一家国营工厂的工会里找到了工作,学历已经开始变得重要。在当时,去深圳就好比去外国,让人又新鲜又自豪。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坐上了从南昌到广州的火车,满车的人都在说“到南方去”,“到深圳去”。都是年轻人,只有我是一个老工人,小学毕业,身上只带了50块钱,还是残疾。

当时,江西还没有发身份证,更没有边防证,我是爬铁丝网进深圳的。我没打工,一门心思到深圳大学去。当时深大的政策是“读书不问来路”,但是要收240块钱学费。我去卖血,400cc卖了200块钱,还差50元,校长听说了我的事,特批,减免了50元学费。

我班上七十多个同学,大部分是在职生,其中有4个公安局长。很多人上课来,下课走,彼此也不打招呼,有些人一学期也不见露面,我是班长,经常收发作业,倒跟大家混个脸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事业打拼的时候取之不尽的人脉资源。

夜大刚上了一年,我就摔断了腿,全校为我募捐款。老山战斗英雄史光柱正在深大读书,他是募捐的发起人之一。

丐帮“帮主”

在深大读了4年,毕业的时候,老师把皮鞋、西装借给我,带我去《南油企业报》去应聘。落魄的人不管穿什么都落魄。招聘的人看看我,这乡巴佬怎么会写东西呢?

毕业了就不好住在学校里了,我流落街头。我有个同学在《深圳特区报》印刷厂,他告诉我,深圳没人卖报纸,很多人买不到报纸。我这有试印的报纸,你拿去试着卖,看能不能活命。他每天给我二三十份报纸,不要钱。我每天上午就把这些报纸卖光了。

就这样,我白天卖报,晚上住天桥、公园。我认识了一大批残疾人、乞丐。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歌是“月亮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我给自己做了一身卖报穿的衣服,前胸和衣襟上有很多口袋,好卖的报纸一卷一卷插在口袋里,跟补锅、磨剪刀的一起沿街叫卖。开始我搭公交车,车票5分钱。后来报纸越来越多,背不动了,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卖,报纸扎在自行车的货架上,比人还高,只有我们卖报的人敢骑,别人一骑就倒。

我慢慢摸到门道,火车站是报纸最好卖的好地方,很多香港人看到我是残疾人,丢给我5块、10块,本来报纸只要5毛钱。但是公安局总来赶我,说我妨碍国民形象。

我不是有同学在公安局吗?我去找他,门卫以为我是上访的,要把我轰走。我说我是你们局长的同学,他不信,哼了一声。我说是不是,你去跟他说一声。他就让我跟他们局长讲电话。局长对我还有印象,问我什么事,我说电话里不好讲,他就让我进去。他以为我要钱,两百块钱已经放在桌上了。我说我不要钱,我把来龙去脉一说,他说,这样吧,明天我就要去火车站那边检查,你8点在门口等,坐我车子过去,你不要说一句话,跟着我走就行。

当天晚上,我就睡在公安局门口。第二天8点,我坐上他车子,跟在他后面,人家给他一根烟,他就给我抽,也不说话。我跟他走了一圈,第二天再去卖报纸就不一样了,还有人给我安排座位。从那以后,我一天能赚一百多块钱。这样,我就挖到了第一桶金。1992年,我在深圳已经有了“卖报大王”的称号。

我每天4点就去印刷厂,先迅速浏览一遍当天报纸,停机之前如果有猛料,我马上就加报;如果新闻不好,或者暴风雨来了,我就减报。我拿了报,再批给报贩,一份报纸赚5分,报贩再拿去卖,一份报纸也赚5分。我做了“报头”。凡是报纸好卖的地方,都有我的马仔。

我的马仔主要是这么几种人:一种是以前跟我一起睡在天桥下面的乞丐;一种是儿女不孝,离家讨饭的老人,因为深圳没有冬天,冻不死人,这些人像候鸟一样,每年11月份就来了;一种是到深圳求学的大学生,他不知道深圳消费高,把钱用光了,不能偷,也不敢抢,有人告诉他们:你去找那个卖报大王。这些人是逼上梁山,暂时落草为寇。我是他们的头。有人叫我“丐帮帮主”、“残帮帮主”。

那时候,卖报纸是当时深圳最原始的谋生手段,有5块钱的底本,就可以去卖报纸,卖了报纸,就可以买快餐吃。

我们在深圳大学后面的山上搭起一片草棚,最多的时候,里面住过两百多人。大学生不愿意与盲流为伍,在草棚里隔出一块来。有的大学生还在草棚的墙上写了一首诗,那是我们这群人的真实写照:朝食千家米/晚睡古亭楼/不犯皇上事/天下留我痕。

那时候查边防证查得很紧,报贩子最怕两件事,一是刮风下雨,报纸卖不掉;一个是查边防证。

如果查边防证的时候被抓到,就给送到樟木头镇上的收容所去。每次我的手下被抓去了,我都去樟木头接他们。他们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老板,我知道你会来接我。接来接去,我跟收容所的人都熟了,本来要交二百三百才能把人领走,我交五十就可以了。其实我自己就没有边防证,我的几个同学给我写了条子……收容所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老詹,我们这边又抓了几个,说是你的人。我去了一看,其实根本不是,但我也把他们接回来。这样,我保护了一批人,在报贩里越来越有威望。

打不赢就没饭吃

我打过几次大架。

有一次在华强北——那是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我们几个残疾人和两三个健全人都在那里卖报纸。我警告过他们几次,叫他们不要再卖了,第一次,他们不听;第二次,我叫马仔把他们的报纸拿了,把报款给他们——做我们这行不容易;第三次,我带人把他们的摊子蹬了,残疾人打正常人肯定打不赢,我们就十个打一个。我跟马仔说,打得赢,卖报纸,打不赢,没饭吃。大家急了眼。过路群众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正常人欺负残疾人,也来帮忙,打得那伙人求饶:“不要打了,我服了……”

我说,服了好,报纸可以卖,但要拿我的报纸,我一份报纸赚你5分钱。

还有一次打架,动了枪。那是1996年,我已经有一辆小四轮货车。《深圳特区报》1万块钱便宜卖给我的,算是奖励我卖报卖得好。

那时候深圳已经有了四大报头。我在南山区,是专门组织报贩的,我的地盘有几个大旅游区,世界之窗、华侨城……而且背靠宝安机场;有一个“报头”搞一些跟邮局相关的业务;还有一个姓李的“报头”,那个时候他就开凌志了。他的码头在罗湖文锦渡,他做中图(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当时,允许在深圳卖的香港报纸有 《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这些都是左派报纸,在香港不好卖,在大陆也不好卖。但是还有一些香港报纸,《马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利润不是几分钱而是几块钱一份。他的码头谁都不能去。

我开着我的破小四轮,去他的码头批报纸。在我这个行业里头,犯规了。我去了三天。第四天,他找到我:詹老板,我给了你三天的面子,明天不要来了。

我就去找我同学,我没说实话,我只说:他妈的,人家欺负我,不让我做。我同学说,哪个欺负你?卖报纸又不犯错!

他派了便衣,把枪掖在衣服里面,第二天跟我们一起去。老李的马仔一看到我们,就围上来了。人家人多势众,我们打不赢,便衣朝天上放了两枪,把人吓跑了。严打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把我抓进去了,但是我没放枪,是公安局的便衣放的枪,又把我放了出来。这件事奠定了我在深圳的地位,老李的码头,我也能做了。

但是我没卖《马报》和《苹果日报》……我卖《文汇报》。因为我知道,几分钱的利润可以赚得长久,几块钱的利润是长久不了的。没过多久,安全局的人就把老李的家抄了。

二渠道时代

老李被抓进去之后,股市就来了。炒股的人一定要看股票信息。本来报纸是1块钱,股市一来,我卖三块就三块,我卖五块就五块。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卖过5万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也看好这个机会,本来“报头”向印刷厂拿报,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报,但我没有那么多流动资金,我只有把报纸卖出去才能有那么多钱。《深圳特区报》对我特事特办,允许我一周结一次报款。一个星期下来,那是几十万块钱。我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我的亲戚朋友,好多劝我,把钱卷了跑,但我没有。

当时,各家报社都在“自办发行”。在报纸自办发行之前,报贩是地下力量。邮局每年都请我们吃饭,猫和老鼠还是一家,报社自办发行之后,我们和邮局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因为,报社自办发行,肯定要依靠我们。这等于抢了邮局的饭碗。征订我们搞不过他们,零售我们肯定比它有优势。我们这些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用发一分钱工资,不用给加班费。船小好掉头,我们就被称作“二渠道”。

提到自办发行,有三个人要提。一个是《南方周末》的谢志刚,一个是《环球时报》的方琴,还有一个是《中国法制文萃》的杜新路。当时各地都有二渠道的萌芽,从1995年开始,这三个人每年都组织全国的报贩住宾馆,开“全国报纸第二渠道发行年会”,给了报贩“特约发行员”的名分,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的零售代理。二渠道慢慢从地下走到地上。这三份报纸都是强大的报纸,报贩有了这三份报纸就不愁没饭吃。不卖这三份报纸就不是真正的报贩。

2001年,深圳市有关方面抵制《南方都市报》。当时,《南方都市报》在深圳市的每日零售量有18万份,深圳本地几家报纸加起来,也不过5万份。老百姓到报摊就问有没有 《南方都市报》,不会问有没有特区报。特区报报贩都放在报摊下面,拿都不拿出来。

你要知道,发行量就是广告,广告就是钱。中国有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深圳市有关方面组成同盟,不卖《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找我们报贩开会。我很矛盾,我是深圳人,应该维护深圳的利益;但我是报贩,只要有批文,哪份报纸好卖,我就卖哪份。你们三家垄断封杀《南方都市报》是为了经济利益,我也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么一想,我就告诉我手下的“报头”:卖!

当时,做《南方都市报》的“报头”,10个里头有8个是我以前的马仔——各个报社发行站也有好多我的老手下,他们到报社发行站工作,都不要面试。我是报贩的黄埔军校。

这样,封《南方都市报》的和卖《南方都市报》的,我们双方僵持了10天。报社把报纸给我卖,不要我一分钱,送给我卖;10天之后,《南方都市报》和深圳方面和解。这10天,我赚了二三十万。

以公益名义赚钱

现在市场主要是我的马仔在做。外地报纸想进来,一定要先找我。给我上摊费,一般是报纸批发价的50%;或者免费给我报纸,我卖不了包退。为什么人家肯给我上摊费?因为我给他发行,等于是把我的发行网络给他用,他要自己建发行网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席文举就来找过我。他的《中国财富》想在深圳卖。我答应了他。不过他第一期就做“富士康事件”,接着又做“深圳农民工调查”,杂志一出来,全给人买走了。这个我就帮不了他了。

1997年,我的爱心报亭有限公司成立。第一个爱心报亭建在深大。是我深大的老师给我的建议:你也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流落街头,你就到学校来卖书卖报吧。我的梦想是建一个全国性的报刊发行网络。爱心报亭的模式是:我出钱在学校建起报亭,报亭的所有权归学校,经营权归我,报亭必须雇用贫困生或者残疾学生,利润的50%给学生们发工资,50%给我支付报亭的管理费用。

第一个报亭建起来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路子。如果在全国铺开,是一个了不得的发行网络。

2003年,我的爱心报亭建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我还在清华大学设立了“清华之友-詹兆强”奖学金。

我每年都向全国高校发函,可能100个里有10个会回复,能真正搞成的只有3个。因为我不是政府,不可能一片一片地做,我只能一个点一个点地试,在我死之前,不晓得这件事做不做得完。

本来勤工助学是很好的事情,对学校来说,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但因为我上门去说服,人家就会觉得我是搞推销。我想来想去,这个发行网络必须跟慈善事业结合起来。我是残疾人,扶残助残,人家就不会怀疑,谁跟残疾人过不去?我跟各地残联联系,得到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跑工商、税务、交通、城管的批文……跟高校报刊亭一样,我出一万块钱建报刊亭起来,然后把报刊亭租给残疾人或者他的合伙人。我有好几种办法:有能力,有经济实力的残疾人自己经营;残疾人不参与经营,正常人经营,但是每月从利润中拿出八九百块钱给残疾人;残疾人家属承包,条件是必须保证残疾人温饱;完全由正常人经营,但每年必须向当地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书报亭经营越久越值钱,比房子增值还快。清华大学的书报亭最初一个月赚2000,现在可以赚到1万块钱了。我的目标是在2013年之前,在全国建4万个爱心报亭。

十大作品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新华社,1978.11.15)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事件”在看法上有所改变,肯定“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但定性并没改变,还是肯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在舆论和党内压力下,这种情况到了1976年11月14日发生了变化,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华国锋授意下宣布平反。在中央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新华社从《北京日报》的会议报道中,把平反的内容摘出来,单独向全国发布,促进了天安门事件的公开彻底解决,顺应了民意,振奋了民心,达成了社会和解,为之后的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人妖之间》(刘宾雁,《人民文学》1979.9)

今天看来,《人妖之间》在思想立意、观察角度、篇章结构、叙述语言等方面,都鲜明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使它脱颖而出、引起社会轰动的原因在于,作者力图通过这篇报告文学,揭示一个贪污犯之所以能在当时的环境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对几十年政治运动笼罩下的社会生态,做了深刻的揭示。

《一份血写的报告——记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孙钧、苗家生、陈禹山,《光明日报》,1979·6·5)

这篇文章和它的后续报道,详尽地披露了因为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而被打成思想犯的张志新,在六年的牢狱生活中,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虐待,包括在被执行死刑前,为防止她喊“反动”口号,而割断她的喉管的细节。文章引起了“谁之罪”的“天问”:那些服从上级命令而虐待张志新的人,难道就没有罪过吗?这是中国的“艾希曼”问题,当时却没能深入讨论下去。

《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鄄明伲,《蛇口通讯》,1985.2.25)

《蛇口通讯》是蛇口工业区党委的机关报。袁庚是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鄄明伲的来信列举了蛇口工业区在企业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指出“蛇口的效率远不像传说中那样高”,批评袁庚 “还称不上优秀的企业家”,“工业区的整体水平很不理想,你不能不负主要责任”。党报监督党的一把手,意义非凡。袁庚在蛇口的民主试验得到全国的支持。《人民日报》评论此举是 “蛇口的第一声春雷”,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这封读者来信获得特等奖。

《唐山大地震》(钱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这是一本不再属于“化悲痛为力量”的书,不是阶级感情的书,不是属于伟人时代的书。这是一本没有英雄的书,没有“把坏事变好事”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典型人物。这是一本真正关于灾难的书。他写出了普通人在灾难中的痛楚与无助,大自然的诡异与野蛮,专家的无奈与惋惜,包括那个再也没有睡过好觉的国家老地震局局长。这是一本人性觉醒的书。

希望工程系列摄影作品(解海龙,《中国青年报》,1992)

“希望工程”之所以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能吸引海内外二十余亿元的爱心捐助,解海龙拍摄的以“大眼睛”为代表的系列摄影作品功莫大焉。这些朴实的黑白影像以其特有的感染力,推动了社会公益事业,为数百万贫困儿童争取了教育的权利,从而影响了一个国家几代人的命运。

《东方风来满眼春》(陈锡添,《深圳特区报》,1992.3.26)

在改革步履艰难、航向不明的情况下,《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一次公开而又详细地报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深圳之行的内容,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促成了新一轮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一家地方报纸,夺得头彩,占尽风流,这种情况确实非常罕见。

《基金黑幕》(张志雄,《财经》,2000.10.8)

被寄予“稳定市场”厚望的市场新贵——基金经理们忙于何事?《财经》杂志的这篇文章告诉读者,答案只有两个词——欺诈和操纵。这篇文章连同后来的 《庄家吕梁》(2001.2.5)和《银广夏陷阱》(2001.8.5),成为经济调查性报道的系列范本。

《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陈峰、王雷,《南方都市报》2003.4.25)

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由于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而最终导致一部恶法的废除。记者的调查表明,来广州工作的公民孙志刚在收容期间被打死了,他被收容仅仅是因为没有办暂住证。舆论群起谴责收容遣送制度。同年6月18日,全国人大废止收容遣送法,代之以救助办法。获得这样的进步远不只是因为媒体报道,更在于公民权利的觉醒,体制内改革力量的成长和法治理性的深入人心。

周老虎调查(众网友,2007)

事件本身是让人悲哀的,一个小小的骗术,只因成功地绑架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需求,进而从镇政府到省林业厅、省政府乃至国家林业局,统统要为之竭力圆谎,连司法机关也要对此有所回避。然而,无数或悲或愤或喜或狂的网民最终发现,揭示真相的权力其实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从周正龙的亮相到退场,诸多权威部门、权威媒体统统成为网民和网络的跟随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网民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报道者与参政议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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