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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郑杭生  2008年12月22日 19:42  人民网

中国社会学自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四分之一的世纪已经过去了。在这25-26年的时间中,无论从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看,从学科体制和体系建设看,还是从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看,中国社会学都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同时,如果认真进行反思,中国社会学的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也有不少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得到解决。

回顾一: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二十多年来得到极大的改善,学科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

被取消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1978年后得以迅速恢复与重建,能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几乎同步进行,首先是与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的。1979年3 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0-181页。)

邓小平在这样隆重的场合,用这样郑重而有自我批评的方式,从政治的高度,提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问题,对在极“左”思潮肆虐年代备受打击与迫害的社会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过去由于错误地取消了社会学,造成了这门科学和国外相比已经相对落后的现状,所以应当“赶快补课”,“急起直追”。邓小平的讲话彻底消除了当时不少社会学者的心理顾虑,解放了思想,给予筹划中的社会学恢复工作以最有力的支持与推动。邓小平的讲话也使不少在不同学科从事教学研究的党和非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学者转向社会学,为社会学增加了生力军,增加了多学科的视野。这对社会学这门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改变了过去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邓小平的功绩和高瞻远瞩在于他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的落后状况将会拖现代化事业的后腿,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及时提出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从而使中国社会学得以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几乎同步开始。这一方面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起点,并为今后学科建设的较为顺利进行,抵御各种可能的干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这可以说改变了中国社会学此后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转机,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当然,这仅仅是开始。对社会学的负面看法延续了近30 年,要真正改变对社会学的看法,特别是真正认识社会学的作用,即使象邓小平这样伟大的领导人说了,也仍然需要时日。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的讲话以后,我国新老两代社会学人,在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带领下,致力于建立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费孝通当时所作的关于社会学着重通过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减少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防止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滋生等论述,实际上就是说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维护建设性形态的社会学。(注:参见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无论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过程中,还是在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起了特殊重要的、其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由于建立维护建设性形态的中国社会学的任务被推迟了近30年,整个社会学界充满着一种在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后才有的紧迫感,并把这种紧迫感化为“急起直追”的行动。当代中国社会学能够在20年多年的时间,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水平,除了其他原因,也是与这一点分不开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提高,可以说是趋势加快,力度加大。

江泽民总书记2002年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7·16”讲话,与2001年“ 8·7 ”的北戴河讲话、2002年“4·28” 视察人民大学的讲话一起,对新世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意义就更加重大。江总书记的“7·16”讲话明确指出,社会学乃是要加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他指出,我们要“加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各学科的研究”。这一明确的定位,对曾经中断近30年、恢复重建后获得巨大发展但仍相对弱小的社会学来说,至关重要。首先,这一定位表明我们党在新世纪站在新的高度对社会学的重视和支持,这是与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著名论断,一脉相承的。同时,它又表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党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作用做了新的概括和肯定。无论是“ 8·7 ”讲话指出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上的“四个同样重要”,无论是“4·28”讲话指出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巨大作用等方面的“五个高度重视”,也无论是 “7·16”讲话指出的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的“两个不可替代”,都是这样的新概括和肯定。这又是对邓小平有关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比以往更好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创造了迄今为止最有实质意义和最好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

首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觉把握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历史潮流,积极应对我国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多发期和活跃期的现实形势,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为中国社会学加快大发展提供了实际平台和用武之地,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真正的春天的到来。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贯穿着双赢互利的深层理念,它们的提出意味着执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的理念的重大转变,这就是从善于破坏旧世界到善于建设新世界的重大转变;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的重大转变;从把阶级阶层作为“社会甄别机制”到作为“社会激励机制”的重大转变;从斗争哲学到和谐观念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以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肯定,是对社会学是一门促进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的科学的肯定,也是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性形态,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建设维护性形态——的肯定。这种肯定使“ 社会协调发展”等社会学概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言语、九十年代的大众语言转变成了新世纪的政策语言。

随着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展开和深入,认识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高建设和谐社会的四种本领 ——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都提出来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研究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所有这些领域,社会学都大有可为。这里,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社会激励、社会控制、利益协调、社会政策、社会互助、社会工作、市场经济、民间组织、基层社区等等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过去都研究得不多,现在就要根据新情况好好研究,所有这些都要加强社会调查和分析,而这正是社会学的强项。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西方学术界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的乡村建设情况也不能不加以研究。所有这些社会课题在全社会受到如此重视、得到这样强调,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批九个课题组中,正式把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称为基本理论学科;而接下来的六个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新闻学、文学,依次被称为重点学科,这表明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这样的学科分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特别是,今年2月21日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第一次请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视角讲解对和谐社会理解和体会。这种示范作用的影响是很大的。

回顾二:学科体制和体系建设

经过20多年努力,恢复与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在学科制度化的建设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一,社会学教学机构急剧扩大。据1999年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统计,初步结果是: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所属院校中,已有社会学专业37个,其中社会学系33家;已有社会工作专业30个,其中社会工作系9家。到2004年,社会学系已超过60家,社会工作专业和系为152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这种超常的发展,一方面表明体制条件的改善、社会的需要、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高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冷门学科向社会学、社会工作这些新的热门学科找出路的考虑,因而也有某些不顾条件是否成熟、先上再说的消极因素。

第二,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和建立了一些相对完善和独立的分支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包括: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心理学、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都市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劳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企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国外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学、社会调查学、体育社会学、法社会学等等。

第三,社会学的课程体系已经建立,社会学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已经确定。1999年7月于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上,确定了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10门专业主干课,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或中国社会学史、社会统计学、社会工作概论、社区概论、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现代化)。会议同时决定:以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名义编写和出版这10门专业主干课的教学大纲(该大纲已于2003年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共识和做法得到了国家教育部有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此外,还达成了对本、专科社会工作专业8门专业主干课的共识。它们是: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导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生活保障、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学课程已在各类高校普遍开设,成为大学生最为欢迎的课程之一。第四,社会学学位体系的完整设立。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权。其中,现有社会学博士点12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点几十个,并已建立博士后流动站3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上述三个学校还获得了一级学科的授予权。

第五,社会学研究机构普遍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各省社会科学院几乎都有社会学研究所。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浙江、辽宁、云南等省的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都有很强的实力。在研究机构方面值得提及的最新发展,是国家教育部从新世纪开始,在全国建立的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社会学学科就有三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六,社会学学术团体的成立发展。中国社会学会已经经历4届。各省市也有社会学会这样的学术团体近40个。中国社会学会还建立了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的“年会制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年会已经召开了10多次。学术年会越开越兴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第七,社会学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确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社会学课题是增加最快的学科之一。在“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社会学的课题共立项210项,其中重点项目42项,一般目116项,青年项目52项。到九五规划,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学项目的立项数,就与前三个五年计划的立项数相差无几。除经济学科之外,社会学立项数的增加,是最快的。在十五规划中,这个势头还将保持下去。2001年申报社会学项目的有446,立项44 项。到2005年,申报732项,立项78项。

第八,1992年底《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卷首文中,系统地介绍和总结了社会学的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如社会学对象,性质、功能、地位等,描述了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对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趋势也作了分析。该卷辞书收集了千余条词条,概括和总结了社会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了社会学知识,成为社会学学科的一本总结性成果。

第九,社会学有了象《社会学研究》、《社会》、《国外社会学》等自己的杂志,出版了《社会学年鉴》,国内综合性学术杂志大多设有社会学专栏。从2004年开始,《新华文摘》每月也设一次社会的专栏。国内还有一些出版社,如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还设立“社会学文库”,出版研究性的社会学学术著作。

第十,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学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1995年底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004年7月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分别代表了中国社会学走出国门,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历程。其中,中日韩三国社会学会发起的东亚社会学学术会议已经举行了两次(2003年汉城;2004年北京),第三次会议将在2005年10月在东京举行。

回顾三: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

“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的轨迹,也是它的优良传统。正是沿着这一轨迹,发扬这一传统,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第一、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本土化问题、社会学学科的性质等问题上,社会学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集中体现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用费孝通先生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要建立“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笔者在《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书中,也对此作了类似的论证。

第二、社会学的理论研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出现一些有影响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社会学理论,如小城镇理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等。

继上世纪30-40年代,提出“差序格局”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之后,在新时期,费孝通宝刀不老,先后提出了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以及近年来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可以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他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这些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下面的引文均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第5-16页。),可以看作费老回应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做出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贡献。

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 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费老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这种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这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这一思想的展开中,费老提出许多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如要研究天人之际,确立人和自然相统一、相协调的立场;要研究精神世界,提出“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要研究文化与不朽,提出“每个人都是有生有死的,但一个社会是可能不死的,是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必然永远存在,也有整个消亡的),这种‘死’和‘不死’,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社会’为什么能长久存在?因为有‘文化’,而文化是如何起作用的?是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群体可以超越了个体的局限”;要研究意会,提出“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 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入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每个细节发生作用的东西,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很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要研究“我”、“心”等等。总之,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 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science)。如果我们能够真正静下心,坐下来,潜心梳理这些传统的宝贵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费老提出的社会学要扩展的上述基本思想和要扩展的上述基本领域,可以看作是他对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遗言。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来实现费老的这个学术遗言。

继承社会学前辈的事业,笔者本人二十多年来给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并锲而不舍地加以追求的,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以及通过这种追求,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推动。作为上述追求和探索的结果,笔者和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学术群体,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有新视角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四个理论,并通过长期、持续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其中有的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2004年7月7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笔者做了题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的主题发言,其他两个主题发言分别由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施卢赫特和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欧门所作。这是四论正式在国际学术界的亮相。2005年3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出版,第一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第二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第三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这是四论以较为系统的形式亮相。

社会运行论所阐述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思想,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情况的总结,也是将我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学术传统经过改造和重新开发用于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运行状况,并吸取了中外社会学界前辈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合理因素,对当代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转型论是对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所做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概括,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新概念,并对一种与旧的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新型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表述,指出了传统和现代两者间的既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学科本土论是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这一学科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过程的开阔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新的深入研究,阐述了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提出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指出了中国社会学 “建构本土特色”、“超越本土特色”,加快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前景;社会互构论则是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解释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揭示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由于这一新的理论所深入探讨和系统解释的问题,正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经验实证研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也可以说,社会互构论既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的融汇和聚纳,更是在这种基础上的凝练和提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和构建过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第三,在一些立足中国实际的中层理论的研究上,关于分层结构,李强近年内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其中著作如《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2002年1月2);《我国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究》(2001年9月);《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2000年9月);《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等。陆学艺也在2002年1月出版了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李路路在2003年12月出版了《再生产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郑杭生在 2004年3月出版了他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等。这些著作对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分层的原因、现状、划分标准、趋势,特别是如何在社会分层问题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究。此外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三农问题研究、城市社区研究、弱势群体研究等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其中,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1995)以及关于“城中村“的研究等;宋林飞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如《中国经济奇迹”未来与政策选择--国际市场的挑战》(1995)等、王思斌对弱势群体的研究如《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孙立平对中国社会结构“断裂”的研究、实践社会学的提出、刘少杰的“感性选择”理论、张静对法团主义的研究、潘绥铭对性社会学的研究等等都产生了自己的影响。

第四,社会调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出版了一系列不同层次有影响的著作。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等,就是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的农村进行深入调查的成果。同样,雷洁琼指导下的《中国城市家庭》、《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等,也是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五个大城市的家庭生活,开展建国后首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成果。此外还有一些以大规模调查为基础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其中,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实施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GSS,general social survey),在我国是第一次。这次调查的范围涉及全国28个省市、92个区/县、262个街道、559个居委会、5900城市居民。其他还有为数众多的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及其发生的问题的调查研究。

第五,在对中国社会学史方面,韩明谟的《中国社会学史》(1985)和《20世纪百年学案——社会学卷》(2002),杨雅彬的《中国社会学史》(1987)和《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下,2001),郑杭生、李迎生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2000,英文版2003)、郑杭生、王万俊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000)都相继出版。在中国社会思想史方面,陈定闳的《中国社会思想史》(1990),王处辉的《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1996)、《中国社会思想史(上、下册)》(2000)、《中国社会思想史(21世纪系列教材)》(2002),谢遐龄的《中国社会思想史》(2003)、万江红的《中国历代社会思想史》(2005)等也相继出版;在社会史方面,则有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1996)、《中国流民史?近代卷》(2000);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2001)等。

第六,在西方社会学研究方面,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宋林飞的《当代西方社会学》(1990)、《西方社会学理论》(1997)、杨善华和谢立中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999),刘少杰.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2002)、周晓红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2002)等著作,都是以评介和研究欧美古典和当代特别是欧洲大陆当代社会学理论为主要内容的。与此同时,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译著,如,《社会学二十讲》(杰弗里?亚里山大著、贾春增、董天民等译),《现代社会学理论》(马尔科姆?沃斯特著、杨善华等人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译)等等,其他还有一些欧洲社会学大师级的人物,如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埃迪亚斯等等的著作被译成中文。这些译著,包含丰富的欧美特别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理论的内容。这些著作的编译出版,极大地拓宽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对欧洲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有了较好地了解。几年来,一些学者还对欧洲古典社会学进行反思,李猛、渠敬东、吴小英等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第七,在社会学方法的研究方面,显示出多样化的趋向。经验的或实证的方法仍然是主流。各种人文主义的方法也得到运用。如过程——事件分析的方法、女性主义的方法、社会网络研究方法、 指标体系的运用等等。风笑天出版了多本社会学方法教材和研究著作,如:、《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2002)、《现代社会调查方法》(2001)、《社会学研究方法》(2001)、《现代社会调查方法》(1996、2001)等,并对研究方法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中的问题做了探讨。

第八,社会学界还出版了几个系列的社会发展研究报告,这是社会学界用社会学视野和社会学方法分析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提出社会政策建议的平台。这些报告关注中国的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社会协调、社会和谐等基本问题。其中陆学艺、李培林、黄平等主编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到2005年已经出版了13本;郑杭生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也先后出版了5本(1994-95,1996-97,2003,2004,2005)。此外,宋林飞编写了江苏省《江苏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不少省市也由社会学者发挥自己的作用,分别编写了本省市的社会发展研究报告或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

  反思一: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还需进一步改善

首先是宏观环境方面,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

——在学位制度方面,我国是按二级学科设学位点的。社会学二级学科太少,限制了它的博士点的进一步发展,与它有超过100个分支学科的情况极不适应。 1996年前,社会学这个一级学科中,有四个二级学科:即1)社会学理论和方法;2)应用社会学;3)人口学;4)人类生态学。其中社会学本身有两个二级学科。1996年调整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和应用社会学两个二级学科被合并成一个二级学科。这样,社会学本身成了既是一级学科,又是二级学科,实际上是只有一个二级学科了。这实际上限制了社会学的发展。与经济学具有的众多二级学科相比,极不成比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重视经济因素,而不重视非经济因素,是不符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对学科分类上,社会学应该上升为一个门类,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仅仅是法学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在邓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社会学要和政治学一样要赶快补课前后,胡乔木等同志对社会科学提出这样的分类:文、史、哲,经、法、社。这是有道理的。在1996 年1月6日至12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六次会议期间,费孝通先生为此向学位办写了书面意见;当时,我作为那时社会学界唯一的代表,反映社会学界的意见,正式提出了关于将社会学学科上升为大门类的建议。现在看来,这样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在出版体制方面,社会学的学术杂志太少,审批刊号“只作减法,不作加法”的做法,对经历恢复与重建过程的社会学尤其不利。

——社会学过去被取消的后遗症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样那样存在,现在社会学的规模还太小,很多方面往往被忽视。

如果上述问题能够得到解决,那么,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其次是微观方面的问题也开始突出,在有些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把社会学学科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到目前为止,在不同院校的院系调整中,对社会学系大体上是三种做法,成立社会(发展)学院;合并到其他学院中去;保持社会学系独立。本来,如果指导思想对头,如以有利于学科发展而不是方便于行政管理为出发点;如果做法合适,如校院系三级管理中,各国通常的做法并且是比较成功的做法是,或者校实院虚,或者校虚院实,而系作为学科发展的平台,一般是实的,那么,那一种做法都不会产生边缘化的问题。现在,在第二种做法中,由于往往着眼于方便行政管理,并且由于校院两级是实体性的,系被虚化了。再加上社会学系都是上世纪8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与一些老的系相比,一般历史短,实力不强,是弱势学科,被合并到学院中后,很容易失去往日学科发展的平台。甚至在一些合并后的学院名称中,也明显表现出社会学被边缘化的趋向:如法政学院、政治和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等。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合并前发展势头很好、很有影响的社会学系,合并后发展势头削弱,影响减少。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真诚希望有关方面注意这种趋向,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

反思二: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必须引起重视

有学者正确指出,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参见刘少杰:《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社会学研究》2000/4。)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与对实证主义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的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把社会学看作“经验学科”。我很同意刘少杰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学界,很少有人怀疑社会学是“经验学科”这个判断。事实上,不仅社会学不能是“经验学科”,而且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是“经验学科”。道理十分简单,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观察与思考,不仅不能成为具有一定概念范畴和理论构架的学科,甚至连保持思想观点连续性和学术传统承继性的学术研究都谈不到。直接存在的经验都是个别的,只有用理论来概括和整理经验,经验才能显现出普遍性,而此时的经验已经不是直接存在的经验,是具备一定理论形式的经验。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反思三:本土化与国际化一致的自觉还需增强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一定要走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要探索与新型现代性相应的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又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只有沿着这一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增强本国学者增强主体意识这一条。这也是百年来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没有出息的,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

(本文刊登于《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C4》2006,第1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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