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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学界关注的社会热点、学界纪事与理论学术新见

  2009年2月5日 10:27  人民网理论频道—北京日报
  2008年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回眸2008年的中国学界,也会让人抱之以同样的感慨。从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到参与和礼赞奥运,从联合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到北大拒招不孝生,从经济学家“打赌”事件到“掌掴门”事件……中国学界的这一系列举动,一桩桩事件,受到社会更多目光的聚焦。这些见证学术生态些微变化的举动、事件,反映了学界的某些探索和尝试,凸显了中国学人日渐增强的责任意识、现实关怀和学术良知,映射着中国学界已行走在更加理性与成熟的道路上……

  ——编者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揭开学界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

  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是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纪念改革开放受到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从去年年初开始,学界陆续以召开理论研讨会、举办学术论坛、出版学术研究专著等形式,来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探索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律。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由此揭开了学界关于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在这场大讨论中,有的学者系统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内容和作用,指出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破除了思想束缚,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改革开放的深化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有的学者提出,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出现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其重点在于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不断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共识,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有的学者认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提法不科学,还是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比较好。

  12月18日,中央隆重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胡锦涛同志在大会上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系统阐述了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随后,学术理论界集中地把目光聚焦于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释讲话的重大意义和讲话中一些重要提法的科学内涵,帮助人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为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懈努力。

  ■“中华文化标志城”惹争议,文化传承方式显分歧

  3月1日,山东省有关领导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高调宣布将在山东省济宁市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并出重金在全球征集建设方案。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主席孙淑义在“两会”上发言称,“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经世创举,是传承和延续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和核心道德信仰的东方文化圣城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把标志城国家纪念功能建筑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

  这个规划设想不但引发了多位政协委员签名反对,还引起了学界乃至社会的广泛质疑。很多人对此“理解不了,接受不了”。有人提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完成了?”有人认为,试图人为地打造一个所谓的标志城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做法不科学,也没意义,“无非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到这个地方去”,保留原貌其实是对文化和历史遗址最好的保护,而所谓的“建造出一个文化圣地”,近乎天方夜谭。有人指出,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热衷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但若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上项目,不仅劳民伤财,更违背了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初衷。此事虽过去,但却带来了深刻的思考: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究竟该如何弘扬使其“古为今用”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关于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发表,学术生态建设进一步走向规范化

  近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界频频出现违背学术道德、无视学术规范的种种不端行为。尽管绝大部分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学术界以及学术管理部门为了遏制不正之风的蔓延,也相继出台了各种条例、规范,但是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依然存在,败坏学风,阻碍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在学界乃至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净化公共学术平台,维护正常的学术生态,倡导优良学风,促进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10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参加第七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的50家学术期刊响应,共同发表了《关于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声明》。声明核心内容包括:一,签署本声明的学术期刊将在公共学术平台上筑起一道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防火墙,联手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二,从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凡向签署本声明的学术期刊投稿的文章如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者:一稿多投、抄袭剽窃、重复发表、虚假注释、不实参考文献,一经发现,立即撤稿(包括已通过终审的文章);三,参加本声明的学术期刊将相互通报行为不端者的有关情况,并在各自刊物上对其曝光,揭露其欺骗行径,清除其不良影响; 四,凡被发现有任何一种学术不端行为者,签署本声明的学术期刊将在十年之内拒发其任何文章,以示惩戒。

  许多学者认为,这个联合声明的发表,有利于净化公共学术空气、维护正常的学术生态、倡导优良学风,这必将促进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受到理论学术界高度重视。

  ■经济学家卷入“房价赌局”,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受关注

  7月1日,国内有媒体刊登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徐滇庆教授的《致深圳人民道歉信》。这样,他与知名财经评论人牛刀的“赌局”似乎已经尘埃落定。2007年7月,徐滇庆教授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深圳的房价还会大涨,即使涨过每平方米20000元都不算高,并声称,“如明年7月11日深圳的房价比现在低一分钱”,他将在媒体上用整版篇幅向深圳的市民道歉。网名为“牛刀”的财经评论人,与徐打赌:如到2008年7月11日深圳房价没降,就由他公开道歉。在双方打赌时,深圳房价每平方米15745元;到了2008年5月,已跌到每平方米11143元。2008年7月1日,徐滇庆发表致歉信。

  徐滇庆“打赌”事件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房价赌局不能赌掉市场经济的属性,市场经济的属性就是市场中各基本要素的正常运行。这种正常所保证的既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正常,也是人们生活的正常。以房价赌局所引发的关注度来观之,中国房地产市场离正常化还有一段距离,仅仅用经济学分析工具难保不会出差错。也有人认为,学者对于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不能感情用事,草率地用打赌这种方式;学者在搞好研究工作之外,还肩负着社会责任,即引导社会公众按照科学、民主的理念来规范社会行为。

  ■参与奥运、礼赞奥运,彰显中国学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2008年是“奥运年”,奥运会承载着中华儿女的百年梦想,凝聚着13亿中国人的向心力。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某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制造麻烦和事端,肆意阻挠奥运圣火传递。“3·14”拉萨暴力事件发生后,为反击“藏独”破坏奥运,抗议西方一些媒体歪曲和污蔑中国的报道,海内外华人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空前快速地行动起来,谴责“分裂”,揭露谎言,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祖国利益和尊严,表达支持祖国发展繁荣富强的心声,掀起了一场爱国运动。学界及时地对这场运动所体现的“新爱国主义”进行了阐释和理论总结。有的学者指出,网络掀起的这场爱国运动是建立在民族自信、自尊和自豪的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是海内外华人精神面貌的新展现。有的学者指出,这种“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传统和爱国精神的大发扬,得益于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得益于世界潮流的激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添了新的精神资源。

  中国举办出了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奥运会,极大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赢得了世界人民的高度关注和赞叹。在奥运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盛赞北京奥运会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随后,学界围绕是什么造就了这种“无与伦比”的硕果这一课题,总结和挖掘了中国举办这届奥运会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国学者的责任意识。

  ■104名研究生状告中国学术期刊和网站;互联网给著作权保护带来新难题

  继8月万方数据公司被482名硕士、博士起诉之后,10月硕士、博士论文侵权诉讼再起波澜:104名硕士、博士因为毕业论文遭遇侵权,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抚慰金每人数千元不等。104名硕士、博士在起诉书中称,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104名硕士、博士撰写的学位论文以扫描录入的方式制作成电子版本,并收录在其制作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内,通过向全国各高等院校图书馆及其他图书馆出售的方式,在网站上提供浏览、下载服务,谋取高额利润。而被告指出,他们已与国内绝大多数高校签订了学位论文收录协议,只因为部分学校的原因没有取得本校学生的授权。多名硕士、博士皆以此原因将同方知网告上法庭。

  此事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指出,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大大方便了学术研究,为学术资源的共享和传播提供了优质的平台,但是也给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网络时代,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著作权呢?仅靠学人的谨小慎微远远不够,更多的法律完善也许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之道。

  ■学者遭遇“掌掴门”事件;电视“讲坛”遭受“商业化”、“娱乐化”的质疑

  10月5日,年过七旬的著名学者阎崇年在江苏无锡新华书店图书中心签售时,被一不明身份的青年男子掴了耳光。掌掴者的理由是:阎崇年的价值观已跌破人类良知所能容忍的底线,不能任其毒害国人;不采用和平方式的原因在于:阎把持媒体霸权,拒绝质疑和沟通。“掌掴门”事件发生后,许多学者纷纷谴责掌掴者,称学术分歧不应诉诸暴力。阎崇年本人在接受采访时称:“这件事不是我个人的一次不幸,是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对于网络上备受争议的“阎崇年语录”,他表示纯属捏造。“我们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学者的尊严和人身安全更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也有人指出,一些明星学者在讲坛上发表“奇谈怪论”,使电视讲坛本来的“授业解惑”,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误人子弟”。一些不太成熟有待商榷的观点,本应在学术圈内先行展开争鸣,但却被急匆匆地直接亮给了大众,误导普通观众;为了增加趣味,有些人直接引用“传说”,而不是正史记载;由于长年研究,偏爱拔高自己的研究对象,间接贬低其他。历史讲究客观公正,但现在的讲坛中,学者主观推测的东西不少。更有人认为,电视讲坛类节目的猎奇媚俗,板子不能只打在专家学者身上,传媒追求的收视率是其背后更有力的推手。无论如何,如果一味从“娱乐化”、“商业化”角度出发,会把讲坛变成“戏说”,违背了这类节目的初衷。

  ■《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党校学历受到规范

  10月7日,《财经》杂志报道:日前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将此前“党校学历可以享受同等国民教育的有关待遇”的规定删去。这引起学界对党校学历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党校教育在我国各地很普遍,以中央党校最为著名。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成立于1985年,从1993年起,发展为全国四级分支机构,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中央党校函授教育至今已有近320万学员,其中不乏高级领导干部。值得注意的是,党校函授文凭不属国民教育序列,虽在党政系统内部定职评级和工资待遇等方面,党校学历享受通行待遇,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未对党校学历教育给予认可,教育部多次明文重申,党校学历不属国民教育序列,因此引发的争论在20余年来并未停止过。赞成党校学历与国民教育学历对等的人认为,党校学习的专业内容并不逊于国民教育。“非国民教育”之说更是莫名其妙:难道获得党校学历的人就不是“国民”吗?这岂不是把党员干部排除在“国民”之外吗?反对的人则觉得,读党校与需高考选拔的国民高等教育相比,就读门槛要低。党校学历教育为不具备相应水平的人获得文凭开方便之门,让部分人享受了学历特权。对此,更多的人提出,党校函授教育在上个世纪80年代解决了“文革”后一代人的教育问题,为党和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但随着扩招与教育产业化,党校函授学历在民间被看作“五不文凭”:不用通过统考、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不用做论文、不用自掏腰包交学费。随着成人高考、高自考,及远程教育的兴起,加之全日制本科院校扩招,随着这种学历含金量的日渐削减,党校函授教育已无后劲。

  ■“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揭牌;别解“大师”引发议论

  9月10日,上海市教委设立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举行揭牌仪式。对于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余秋雨非常重视,他把关于此事的报道、自己发言的内容以及相关领导出席揭牌仪式的照片,分别上传到自己的个人博客上。

  余秋雨在博客中写道:“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上海市)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不料,余秋雨这番看似幽默的解释却引发了一场议论。有人指出,这种“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的言行,非常虚假,让人觉得“余先生内心是喜欢被人叫做‘大师’的”,而且把这些资料上传到个人博客,分明是要扩大“大师”的影响力。也有人称,文学大师不是职称,而是一种来自粉丝的认定。大师不是靠自封,而是学界和读者的认同。

  ■北大拒招不孝生,社会关注“自主招生”新标准

  11月20日,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就北大2009年自主招生政策进行解读说明。他指出,北大自主招生将不招收生活中不孝敬父母的学生。这个政策源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历史古训的启示:一个人没有孝敬父母之心,很难想象他能做出对他人、对国家以及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北大这一政策出台,立即引发学界及社会公众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多年只以“一卷定终身”,总是以能力、成绩来衡量,即“品学兼优”重在“学”、“德才兼备”重在“才”,而忽略了对道德水准的考量,这一自主招生的新政策值得推广。也有人认为,实施这项政策会侵犯一部分公民的受教育权,违反公平原则,使得机会不均等。这种招生新政策,把“不孝学生”挡在门外,也不符合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的传统。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时推行的举孝廉制度。然而,今日之“孝”已升华为社会公共道德,而非封建社会绝对遵从父母的“愚孝”内涵。再说,孝敬等道德标准已呈多元化趋势,根本无法用简单测试来衡量,因此,这项新政策并无操作性。

  ■“山寨”文化一路蹿红,网络新词在约定俗成中优胜劣汰

  2008年,“山寨”一路蹿红。据说“山寨”一词,源于广东方言,就是盗版、仿制等。过去,“山寨”一词原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盘、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如今表现在数码产品之上,展现模仿、快速、平民化的特点,这是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最初以“山寨手机”之名闯入了公众视野;其后,“山寨明星”、“山寨名牌”、“山寨歌曲”、“山寨电视剧”等,已现身生活方方面面,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山寨”文化的风靡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热评。有批评者认为,这是赤裸裸的盗版与侵权行为。但更多的人认为,“山寨”文化是中国草根文化的一次大爆发,它不仅是天马行空地务虚,也是创造了巨大利润的生产链,并成为全球瞩目的经济现象与文化现象。在某些领域,“山寨”成了殿堂之外一种“反权威”、“反传统”的民间创新。

  2008年,网络流行语如“乱花渐欲迷人眼”,格外引人注目。“雷词”连连爆发,“打酱油”“俯卧撑”,“范跑跑”“猪坚强”,“叉腰肌”“艳照门”,“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鲜活的流行语抢占了各大网媒、甚至传统媒体的显要位置。网语流行语的广泛使用,已成为学界关注的文化时尚之一。有人认为,网络语言丰富了汉语词汇,应促进其发展;网络语言是网民自娱自乐,应任其自生自灭。也有人认为,对网民们这种追求新颖时尚的自由,应予尊重;但不应放任这种语言直接出现在孩子作业、媒体报道,甚至政府公文中。有的语言学家指出,汉语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筛选力和净化力。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时,出现任何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言语现象,都不足为怪,也不必担心。只要经时间的淘洗和沉淀,在约定俗成的调节流程中,取精用弘,优胜劣汰,汉语将更加发展,更有表现力。

  ■“季广茂事件”的启示:学术批评不能“一捧就笑,一骂就跳”

  《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发表了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的一篇文章:《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评季广茂〈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季广茂书中存在的问题。随后,季广茂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予以回击,谩骂言辞激烈异常。此事在2008年年初一经媒体曝光,学界哗然,于是,学术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在这个学术事件中,两位教授各执一词,季广茂坚持认为,钟文除了指出两处硬伤确实存在之外,其他大部分是在歪曲事实。对于他的博客文章,他本人也承认自己是有些过激,但这些批评只是体现在网络上。钟华则认为,他本人的批评是否公允、客观,认真读过全文的局外人都有资格评论。

  “季广茂事件”虽然以季广茂的道歉而告终,但是此事留给学术界很多思考。有学者指出,在正常的学术批评日渐稀缺时,批评已经陷入“一捧就笑、一骂就跳”的困局;在学术规范、学术品质泥沙俱下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批评,当然也很难潜心做学问、搞研究。更多的学者认为,需把道德与学术切分开。季广茂失态骂人虽然不对,但如果不能从学术上还他一个清白,或者让他输得心服口服,那么此事恐怕不会随着他的道歉而结束。学术问题需回归理性辩论,用学术方式来解决,谩骂于事无助。

  ■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学者探寻中国语文现代化必由之路

  2008年2月11日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的纪念日。颁布《汉语拼音方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件,是中国人民语文生活的一件大事。国家语委和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分别举行了汉语拼音学术理论研讨会,专家学者对汉语拼音的功能,对分词连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学者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汉语拼音方案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没有汉语拼音,计算机汉字输入将困难重重,甚至举步维艰。不少学者提出,中国语文要走向现代化——规范化、信息化、国际化这三大任务,都离不开《汉语拼音方案》的支撑。“规范化”:要求普及普通话,用汉语拼音正音,辨正方音,规范异读词的读音,纠正误读。“信息化”:汉语拼音是计算机录入汉字的最佳方法,发手机短信的最佳方法。“国际化”: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汉语拼音可以帮助外国人更好更快地学习汉语。还有学者提出,提高全民的语文能力,是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活跃因素。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更新观念,树立科学的语言文字发展观;就要充分发挥《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政府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汉语拼音教学、汉语拼音社会应用的指导。更好地宣传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教学、汉语拼音社会应用的重要性。汉语拼音也是汉语、汉字走向世界的金桥,将对中国和世界的语言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沈木珠诉讼案带来的思考:如何厘清学术批评与法律责任的界限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沈木珠教授及其丈夫、该校法学教授张仲春先生,2007年11月诉武汉大学教授李世洞及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的“名誉权”案,于该年12月11日由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这对夫妇诉讼李世洞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有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文章。请求判令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名誉及精神损失费5万元。李世洞教授辩称:他的文章并不是专门批评沈、张二位著作的,而是对学界被批评者常以批评者“动机不纯”来为自己辩护的现象进行批评。他本人与沈木珠夫妇素不相识,无任何个人恩怨。而且他认为所撰文章内容并没有对沈木珠的名誉形成任何“贬损”。此案在学界广受关注。

  有学者分析了此案在学界受到普遍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的特殊身份;二是诉讼实质涉及“学术批评与法律责任之间的界限”这个关键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学者存在不同意见、不同看法,完全可以通过辩论争鸣,进行批评和反批评来解决。学者的学品人品声誉名誉,主要依自身行为证明,靠群众口碑评价。动辄就诉讼法律解决学术评价问题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必要,是否可行?还有的学者指出:人民法院如果支持极个别学者所谓“侵犯名誉权”的起诉,将使从事学术批评的学者动辄得咎,甚至从此学乖缄口,放弃揭露和批评。其后果将给学术事业带来重大损害!因而,如何厘清学术批评与法律责任的界限?这是此诉讼案事件带来的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撰稿:谭汝为、李庆英、刘彤、刘利祥、田远虎、刘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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