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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重建:地震灾区司法生态一年间

  2009年5月6日 13:50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另一种重建

  地震灾区司法生态一年间

  当最初的伤痛和茫然过后,灾区群众面临着重新生活的问题,一些利益纠葛渐渐呈现出来,大量的民事关系,如宣告死亡、失踪,银行存款、财产继承、合同履行等,急需通过法律程序依法予以确定。

  灾后一年的重建与重生,也是离不开法的精神和法的支撑的重建和重生。

  5.12汶川大地震,在摧毁一座座城镇的同时,也让当地的司法系统和法治秩序损失惨重——司法机关人员死伤、案卷被毁。

  更严峻的挑战是,巨灾之后难题丛生,而现有的法规,在应对空前灾难下的非常态司法环境时,空白频现。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不到半月,灾区法治秩序受破坏的现象已然出现——盗窃遗留在毁损建筑物内的财物,抢劫或抢夺孤身受灾群众的财物,诈骗受灾群众物品⋯⋯灾区政府以“严打”姿态勉力维持秩序。

  当最初的伤痛和茫然过后,灾区群众面临着重新生活的问题,一些利益纠葛渐渐呈现出来,大量的民事关系,如宣告死亡、失踪,银行存款、财产继承、合同履行等,急需通过法律程序依法予以确定。

  如何依法救灾、依法重建;如何在废墟之上、悲恸过后,用法治的理性和公正,恢复灾区的正常节奏,消弭不安与焦虑;更进一步,如何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让我国应对紧急状况的法规更完善、为公民编织更周全的保护网——这些,都是地震周年祭时,在追忆那些动人瞬间的同时,需要我们冷静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灾后一年的重建与重生,离不开法的精神和法的支撑。

  北川:司法生态重整

  北川法院迅速恢复审判,对当地受灾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加重稳定信心的砝码——   地震后大量出现的离婚、财务纠纷等民事案件和盗窃等刑事案件,都急需一个处理的平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四川报道

  北川县城处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山谷之中。这片0.7平方公里的废墟,似乎依然凝固在一年前的那个震撼瞬间。断壁残垣,满目的瓦砾和垮塌的房屋,没倒塌的楼房以怪异的姿势矗立着,似乎摇摇欲坠。而地震那一刻砸进居民楼的巨石,至今仍令人惊心。

  清明节过后,在一片俯瞰整座县城的山头上,绵延数十米都是残留的香灰。

  北川县政法委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一片长满杂草的地方说,那就是北川县法院和检察院,两座楼挨着,原来都在山坡上,如今,都被整体掩埋在几十米深的地下。当时正在这两座办公楼工作的39名干警,38名遇难,仅有一人重伤生还。

  “派出所没人了”

  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被埋了76个小时,他所在的政府大楼未能在地震中幸免。地震发生仅仅10秒,这座建于2000年的“北川最好的楼房”,瞬间从6层变成了1层,下面5层全部陷入地下。

  张周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被埋在地下的第一天,他能听到楼上楼下、前后左右都有呼救声。76个小时后,当他和两个同事被救出时,才知道整座政府大楼只生还了他们三个。

  灾后的统计说,5.12大地震中,北川全县干部有436人遇难,而政法系统237名在编干警中遇难86人,超过三分之一;政法委、公检法和司法局领导班子成员9人遇难,几乎所有的干警都有亲人离去。与此同时,公检法司的案件卷宗和档案资料,也全部掩埋于废墟之中。

  5月15日晚被救出的张周凯,5月17日即从绵阳404医院步行赶到北川。5月18日,在北川中学的水泥乒乓球桌上,张周凯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政法委员会。“我得尽快把幸存的干警组织起来。”张周凯说。

  当天的会议,整个北川县政法系统仅组织起了11个人。他们的救灾任务,是去抢救“有枪、有钱、有机要”的关键单位。

  “你相信吗,我们当时就睡在尸体旁边。”张周凯说。那段时间,他们挖出了100多支枪、100多万现金和不少重要档案。

  直到地震半月后,北川政法系统的人员状况才大致搞清楚。246名政法干警,只有73名能够立刻工作,除去遇难者,其余都在地震中负伤。而这时,北川政法系统已开始下乡统计灾情。

  北川的百姓几乎都去了绵阳,与县城繁忙的救援场景不同,乡下是一片寂静和狼藉。人走了,牲畜家禽满山乱跑,还有些遇难者的遗体暴露在外。

  5月20日之后,张周凯连着去了几个乡镇派出所,都是空无一人。“公安干警要么遇难,要么离开了,本来乡镇派出所的人员就少,灾后维稳状况可想而知。所以,我们组织了三支政法工作组。”他说。

  这三支政法工作组,实际上可以叫做联合办案组。每组17人,包括了公检法司四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当场办案而不需要汇报;他们需要把留在当地的百姓组成治安队员,把受灾群众的财产管理起来;还要负责巡逻,对人员进行登记。

  “我确实理解我们的人的心态,很难啊,一个是去山里确实很苦,再就是干警自己也是受灾群众,只身下去救灾,难免会记挂家里。”张周凯说。

  但是,工作组的方式却一直延续到了2008年10月份,三支工作组都下乡三次。

  特殊时期只能这么干

  北川法院副院长李芝军是其中一支政法工作组的领队,这位地震中的传奇人物因救灾表现突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他的母亲和妹妹都遇难了。

  作为北川法院仅存的两位班子成员,李芝军在结束了抢险救人之后,带队到了11个边缘乡镇,与基层派出所、乡镇党委、基层司法所一起研讨如何化解灾后不稳定因素。

  “这11个乡镇,我跑了3次,每次都待上一周左右。”李芝军说,当时乡镇的状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12大地震后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在9.24洪灾中导致北川禹里乡和漩坪乡两个乡镇淹没在水下,镇上居民全部避险撤离。

  但在禹里乡,李芝军看到失控的一幕——一些城镇周边的农户居然冒险到淹没区的居民家里去拿东西。“这样的案子不少,受灾群众反映很强烈,这种行为说得严重些就是偷盗。”

  但禹里乡派出所当时只有3名干警坚守,警力严重不足,虽然抓住了一些人,但都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当时法院的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如果把这些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需要送往绵阳,来回就要2天。

  “现场抓住的这些人也是受灾群众,当地派出所很发愁,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李芝军与禹里乡派出所所长刘兴顺商量,对性质特别严重的要严厉打击;对于一般性质的,加强法制宣传。而具体的方式,李芝军给出的意见是“示众,让老百姓看看”。

  他觉得,这种做法在正常状态下显然不合适,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只能这么干。

  李芝军负责的这11个乡镇,维稳工作也十分顺利,95%以上的纠纷都是乡镇司法事务所调处解决。“如果我们调查组不到乡下去做工作,恐怕很多案子都要涌向法院。”

  此时,遭受重创的北川法院正在艰难重建。

  北川法院是这次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政法机关,全部43名干警中,27人遇难,3人重伤,5人轻伤,包括院长在内的审委会成员半数以上遇难,民庭5名法官全部遇难。在幸存的16名干警中,几乎人人都有直系亲属遇难。全部诉讼档案被掩埋,全部办公设施被毁坏⋯⋯

  在帐篷里恢复审判

  至今寄居在一所驾校地盘上的北川法院,仍然工作在板房里面,原本围绕在四周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已经搬出。

  马勤贵是北川法院的挂职副院长。2008年6月6日,绵阳一次性选派了102名干部支援北川,他是其中之一。

  “我是当天下午2点半到北川擂鼓镇报到,随后就被北川法院一部车子带到了这所驾校。当时北川法院只有16个人,7顶帐篷,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坐在床上发愣。”马勤贵说,由于事出突然,一周之后他才回到绵阳家里拿了换洗衣服,并与原单位绵阳涪城区侦查监督科交接工作。

  6月15日下午4时,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魏宗久接受了市委组织部的命令,紧急赶赴法院临时办公点报到,由他担任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工作。至此,北川法院新的院党组领导班子开始正常运转。

  “从2008年6月30日开始,北川法院正式受理新案。”李芝军说。

  目前,北川法院已有5名院长,干警总数30人,但原来49人的编制数仍然未满。而且,重新区划之后,再加上受灾严重,北川法院的工作量成倍上涨。更为棘手的是,诉讼档案灭失,加剧了工作的强度。

  按照绵阳市法院的考虑,由于震后北川法院幸存的16名法官中只有9人具有审判资格,可以把大部分案件移交给绵阳中院,或者指定给兄弟法院。但北川法院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考虑到需要给受灾群众一个熟悉的环境。而且由于档案灭失,如果交给其他法院审理,可能会出现问题。”李芝军说。

  其实,地震后第三天,北川县法院就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内成立了临时办公点。5月下旬,北川县法院将临时办公点搬到安昌镇一所驾校内的蓝色救灾帐篷中,并将幸存的9名具有办案资格的法官和书记员组成三个合议庭,为灾区民众继续审案。这座没有办公地点、没有羁押场所、也没有足够法警的法院,一直发挥着作用。

  北川法院迅速恢复审判,对当地受灾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加重稳定信心的砝码——地震后大量出现的离婚、财务纠纷等民事案件和盗窃等刑事案件,都急需一个处理的平台。

  据魏宗久介绍,从2008年5月12日以来,北川法院共受理各类新案331件。而对于案卷档案灭失,北川法院想尽一切办法,将当时知晓的2007年12月31日以前该院受理的未结执行案件,逐一登记造册。

  面对十万受灾群众

  “经过了地震,记忆力下降了不少。”李芝军说。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他不断翻动着手里的笔记本,让记者稍等片刻。北川政法委书记张周凯也是如此。

  但艰难重建中的北川政法系统,面对的是十万左右“一无所有”的受灾群众。“他们在地震中失去所有的财产,各种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亲人、朋友、同事,好多人都见不到了。”张周凯说。

  尤其是被地震整体摧毁的北川,县领导班子目前只能暂居原本属于邻县安县的安昌镇,而本县受灾群众则分别在涪城、游仙等邻近的县区安身。“很多人至今还是不能适应现在的环境,家不是原来的家,县城也不是原来的县城。”张周凯说,受灾群众的情绪一旦不稳,政府工作很容易被动。

  北川县从去年7月份开始,对灾区所有矛盾纠纷进行排查,专门建立了特殊群体信息库,比如遇难学生家长、民兵家属等等,他们的基本信息都在北川政法系统的掌握之中。而张周凯自己,每天都要接听许多来自遇难学生家长的电话。

  受灾群众的心理尚未完全恢复,因失去亲人之痛、失去财产之苦,使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不能自拔。

  安置十多万受灾群众的任务,使得北川基层干部压力重重。张周凯特意关照大家多照顾丧偶的同事。“我们现在都是租房子住,丧偶的同事在单位还好一些,回家之后难免会感觉凄凉。”张周凯说,北川法院的干警,不少人有过白天审案、晚上痛哭的经历。

  现实是,“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重建工作,正进入提速阶段。而受灾群众的安置容不得半点马虎。

  在张周凯的规划中,北川23个乡镇都将成立法律事务中心,所有的村都将设信息员,一般由村组干部兼任,治安与稳定方面的信息都将通过他们收集起来。“等我们的基层网点建起来,将有176个村设有法制工作室,将有1741个信息员。”张周凯说。

  北川的司法环境已经恢复,而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具体、复杂的灾后重建,灾难伴生的无数法律问题,还在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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