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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打工子弟学校之殇

  2011年9月8日 04:17  财经

         继2006年之后,北京今夏再掀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其实质为一贯的人口调控和维稳思维延续 

        “我当时心里愤怒大于一切。”回忆起十多天前目睹学校被强拆的情形,北京海淀区红星小学校长谢振清说。 
        位于海淀区东升乡的红星小学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招生规模1500人,办学已有12年。2011年8月9日,红星学校在谢振清的眼前被推成一片废墟。 
        第二天,因租房合同到期,同属东升乡的新希望小学办校用地被东升乡科技管理站收回,校舍全部拆除。 
        今夏,一场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席卷北京。根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消息,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打工子弟小学面临关停或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据官方统计,目前北京共有43.37万名打工者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其中的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其余入读自办打工子弟学校的约10万人中,有5万余人就读的学校经过官方认定。而另有4万余人所在学校没有获得办学资格,这类学校有114所。 
        8月16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表示,在未获得办学资格的打工子弟学校中,将有20%因“学生安全和学习环境无法保障”被关停。另有20%符合办学条件标准的,将尽快进行审批“转正”。剩下约40%至50%的学校,则需加大投入力度进行改造。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此次打工子弟学校关停范围仍在扩大,昌平区已有学校接到通知,不允许再招生,而其中有一些已经获得了办学许可证。 
        对于被关闭学校的学生分流,因种种原因,也难以实现北京市的公开承诺——“保证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 
     
        突来的关闭行动 
     
        被强拆的红星小学校长谢振清原为河北一位公立学校教师,1998年,她随着做生意的丈夫迁居北京,看到有很多打工子弟无学可上,1999年,谢租下了海淀区东升乡小营村村委会几间闲置的民房充当校舍,开办红星小学。 
        红星小学的校舍由北京人庞春来租用小营村土地建设,庞与村委会先后签订三份合同,第一份合同2007年到期,第三份合同则至2012年12月31日期满,然而双方就租地合同发生纠纷,村委会方面不承认第二和第三份合同,并要求收归土地。早在2008年暑期,村委会就对红星小学停水停电三个月,并在学校刷上“拆”字。 
        此后,村委会与庞春来对簿公堂。今年7月15日,海淀法院向红星小学发出公告:庞春来败诉,要求五日之内腾空房屋。 
        此后,谢振清向海淀法院、区教委、东升乡文教科分别送交了申请,要求缓期执行,先将学生分流再拆学校,“最多再办一个学期”。但是她的申请未得回复。 
        8月8日晚,海淀法院致电谢振清,要求其第二天一早赶到法院,商议拆迁事宜。但当谢振清如约赶至法院后,却被带上警车,来到了红星小学。下车后,谢振清看到救护车、消防车、防暴警察均已在场,感到不妙。 
        在法院强行腾空校舍后,相关人员开始强行将房屋拆毁。“20分钟,房子就全倒了。”谢振清说,校舍内部的电风扇、暖气、锅炉设备及部分桌椅都被埋在废墟之中。 
        强拆后,一些教师和家属被安排到一间库房,“大人小孩在地板上睡了好几天”。谢振清表示,因强拆导致的直接财物损失约40万元,相关部门没有表示进行任何赔偿。近日,她正咨询律师准备提起诉讼。“要回损失是一部分,主要是要讨个说法,我当了校长12年,解决了1万多名孩子的就学,到头来一点尊严都没有。”谢振清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在北京城的另一端,大兴区西红门镇有四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分别为田园小学、建新庄实验学校、育红小学和团河实验小学,涉及学生3000余名。 
        “这几年来年检,每年都没说有什么问题。关停的通知对我们太突然。”田园小学校长张明瑞说。5月8日,张明瑞接到镇教委一份整改通知,通知要求田园小学在一周之内按规定进行整改,涉及校舍安全、卫生等方面,若通过整改达到办学条件,可到区教委补办审批手续,若不合格,则停止办学。但张明瑞没有想到,自己的学校根本没有所谓整改的机会。第二天一早,田园小学校门就被贴上取缔告知书,告知书上称,田园小学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予以取缔,发出通知者仍为镇教委。 
        西红门镇方面表示,此次关闭的四所学校均为在违法建筑内开办的未经审批的学校,房屋、消防、校车、食品安全等方面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出于对学生安全考虑,才给予关停。 
        但学校方面认为官方的说法站不住脚。2006年,大兴区房屋安全鉴定站对田园小学房屋做出过安全鉴定,认定房屋符合安全标准,可以使用。2008年之后,四所学校均按政府相关要求,耗资数十万元进行了加固,达到了抗8级地震的要求。育红学校还为大多数教室装上了空调,这在打工子弟学校中极为少见。田园小学还在校舍改造之后安装了报警器,“一旦有火灾等情况,一按键就可以报警”。 
        对于食品安全,张明瑞拿出了一份大兴区卫生局发放的餐饮服务许可证。这份许可证有效期为2010年9月13日至2013年9月12日,类别为食堂(最大共餐人数200人)。此外,田园小学的食堂还拥有一块北京市卫生局颁发的“食品安全等级B级单位”的牌匾。根据餐饮行业的分级标准,A级为示范单位,B级为规范单位,C级为合格单位,D级为不合格单位。 
        而大兴区教委2010年5月出具的一份证明显示:建新庄实验学校是一所规范的“流动人口自办学校”。学校里的各种展板亦表明,大兴区和西红门镇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曾多次视察学校,并给予高度评价。建新庄实验学校还曾取得镇教委评选的“教学质量优胜学校”称号,镇教委主任赵永生亲自为其颁发证书。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海淀区红星小学,红星小学因办学质量好,多次被区教育部门称为打工子弟学校当中的示范校。2006年时,谢振清曾有放弃办学的想法,当时区教委相关人士还要求她继续办下去,以解决更多孩子的入学问题。 
     
        维稳思维背后 
     
        此次大规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公开的理由是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然而在内部场合,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大兴区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说,西红门镇一位负责人对他表示:如果继续办学,就拆房子,不继续办学,就可以不拆。房子可以转租出去,租不出去,政府可以帮忙出租。如果仍然想办学,那就请到通州、房山去办。“可见违法建筑等根本是借口。”这位校长认为:“目的就是为了取缔学校。” 
        据北京市教委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透露,“怕出乱子”是教育部门下决心取缔这些学校的主要动机。这位人士表示,打工子弟学校在归口上难以管理,一旦出事,外界可能会将之归因到整个北京教育系统的问题。 
        今年4月25日,大兴区旧宫镇一幢四层违建楼房大火,造成17人死亡,25人受伤。国务院安委会将此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大兴区和旧宫镇官员为此承担沉重压力。西红门镇紧邻旧宫镇,也感受到了紧张气氛。建新庄实验学校校长罗亮认为,取缔学校可能与旧宫大火有关。 
        而在首都经贸大学土地资源与房地产管理系主任赵秀池看来,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是北京人口调控和城市改造的综合产物。 
        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人口总量调控、提高人口素质思路。而在今年初的清理地下室、提高小门店准入门槛等政策,已经显露出北京市希望减少“低端外来人口”的倾向。此次大规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亦被舆论解读为“人口调控”政策的延续。 
        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教委曾一度打算降低外来务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门槛,其中一项是将“五证”减少为“三证”,但北京市高层却提出,教育口放开,对人口调控不利。最终,“五证”之规得以维持。
    而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亦曾公开表态:“北京承载力到底多大,能接纳多少外来人员及子女?这个没有‘度’的话,就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他们没有想把北京建成全民共享的城市。”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不光在上学的问题上,相关部门对整个外来农民工群体都持反感的态度。 
        此外,现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北京四环路至六环路之间,此区域正是北京市推进中的城市改造核心地带。 
        2010年,北京市启动城乡结合部村庄改造,计划将之建设成现代化新城区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到2015年基本完成。2010年当年,全市动迁的村庄就超过300个,通过土地储备、产业园带动、重点工程带动、宅基地腾退换房等方式进行改造。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如今好似一个巨大工地,到处都是断墙和瓦砾堆,一场拆迁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此次关停的24所打工子弟学校大多处于改造区内。 
        据海淀区教育工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乔键介绍,被拆迁的四所学校中有三所系租赁合同到期,同时位于城乡一体化改造范围内,另一所则正处于南水北调蓄水池所在地。 
        《财经》记者了解到,随着改造计划的推进,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停命运,其中包括已获得许可证的学校。 
        昌平区昱颖小学校长衡岐峰告诉《财经》记者,学校所在的东小口镇马连店村民居已经基本拆完,学校被要求停止招生。昌平区另一所新龙学校所在的七里渠南村内随处可见“早拆迁,早获益”之类的标语,该校校长宗宝平表示,虽然学校仍在招生,“但拆迁是迟早的事”。据宗宝平估计,昌平区16所合法打工子弟学校中10所以上可能面临拆迁。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从2000年就开始关注流动人口问题,并专门做过北京市流动人口教育状况调查。在她看来,北京在对待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随意性很强,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程序和标准,“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拆,什么不可以拆,没有标准,有些看上去条件不错的被拆了,有的条件不怎样的反而保留着”。 
        其实,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已不是第一次搬迁了,不过这一次,随着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的“全面开花”,它们已无处可搬。 
        早在2008年时,海淀区教委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透露,区政府已与各街乡政府签订协议书,不得出租房屋给没有办学资格的单位,严格控制新的打工子弟学校出现。其他各区县也大体如此。 
        “以前是这里拆了一所,别的地方又建起一所。现在是拆一所少一所,慢慢地都将面临消亡。”宗宝平说。 
     
        分流分出三六九等 
     
        在此次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事件中,公众最为关心的是,学校关了,孩子要到哪里去上学? 
        在回应相关疑问时,北京市教委提出了“三先三后”原则,即先拆民居,后拆学校;先对安置分流方案论证可行,后组织具体实施;先分流安置,后拆校舍。但在实际操作中,“三先三后”却没有完全落实。比如,海淀区便存在先拆后分流的情况。 
        红星小学在被强拆之后第三天,东升乡才在学校附近设立了一个分流站,要求学生家长进行登记,办理“五证”,“五证”齐全之后,便可进入公立学校就读。截至8月14日,红星学校约1500名学生中,“五证”齐备的一共只有230人。 
        所谓“五证”,是指家长或监护人在京暂住证、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以及户口所在地出具的子女没有监护条件证明、全家户口簿等。对外来务工者而言,“五证”齐备并不容易,一是需要回到老家办理,二是许多打工者从事的是卖菜、回收废品等行业,无处开具就业证明。 
        即使拥有“五证”,仍有家长担忧,自己的子女无法获得与北京孩子一样的待遇。 
        红星小学被强拆后,200多名办齐“五证”的家长领到了“北京石油附小北校区”的报到书,他们在高兴之余却发现,自己的孩子将要去的并不是石油附小的本部,而是一座由“清河青少年活动中心”临时改成的校舍。 
        这片校舍由十余栋灰色砖瓦平房组成,与之相比,数百米外的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四层楼房墙体粉刷一新,蓝色的窗户玻璃与土黄色墙体辉映,反差强烈。 
        面对家长的质疑,海淀区教工委副书记乔键解释,“清河青少年活动中心”之前就是学校,此次为接纳分流学生,临时将该活动中心改回学校,并交石油附小管理。 
        “五证”的限制,使得大多数孩子只能被分流到其他获得许可的打工子弟学校,但这给部分孩子和家长带来无法克服的困难。比如,按照大兴区的分流计划,被关闭的田园小学学生被分流到约10公里外的海龙学校,无论是孩子自行上学,还是家长接送,均十分不便。为此,一部分家长已经准备将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而朝阳区计划关闭其辖区内九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东坝乡有四所。8月3日,东坝乡文化教育卫生科向学生家长发出公开信表示,如果孩子能办理现居住地的《借读证明》,就可进入公办校免费就读。对于没有《借读证明》的孩子,将被分流到教委委托办学的安民学校、博雅小学等六所民办学校。在8月15日召开的现场咨询会上,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人士对家长表示,家长可为孩子择校,但具体到哪所入学,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统一调配。 
        对此,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们质疑,这种分流方案,并不能保证孩子上学地点。同时,被指定接收分流学生的安民学校,及其所属的朝阳区世纪兴培训学校,皆由朝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举办,其主要负责人也为该所在职人员。安民学校与博雅学校皆享有朝阳区委托办学资格,还可享受区财政补贴。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们认为,此种做法明显将没有明显政府背景的民营学校排除在外,有失公平。 
     
        期待“民办公助” 
     
        自1992年北京诞生中国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至今,此类学校一直生存于夹缝之中。2003年之前,所有打工子弟学校均为“非法办学”。2003年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北京市才颁出了第一张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许可证。同年,教育部明确,打工子弟的教育经费由流入地政府解决。 
        2006年,根据北京市教委提出的“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方针,各区县开始第一轮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行动,由于没有摸清底数,无法有效分流,导致大批孩子辍学,最终,此次关停不了了之。但此后,北京便停止了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审批。建新庄实验学校校长罗亮等多次提交材料,申请办学许可证,被告知“北京的这道门已经关上了”。 
        相较于北京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打压政策,上海则显得较为务实。上海市教委在2008年便提出,到2010年打工子女小学阶段7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初中阶段10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剩余打工子女全部纳入合格民办学校就读,从而实现全部农民工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 
        在上海的措施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由市一级财政投入资金,改造打工子弟学校,并将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再由政府出资委托其招收农民工子女。根据上海市的政策,对新审批打工子弟小学,市财政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不足部分由区县予以补足。三年时间,上海全市共审批设立162所打工子弟小学,政府向其购买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 
        每每谈及上海的“民办公助”模式,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们都会露出羡慕的神情。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表示,打工子弟学校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在客观上弥补了政府公共职能的缺位。北京市要做的并不是拆掉学校,而是要通过全市统一布局、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为外来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提供数量相对充足、质量相对较高的教育、卫生等资源。 
        在舆论持续质疑下,8月19日下午,大兴区西红门镇召集拟取缔的四所学校校长开会,宣布暂缓取缔行动,今年可以正常招生开学。 
        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四所学校的部分家长同时收到短信,短信中称,这四所学校为非法办学,请家长们带领孩子去另外几所具有办学资格的学校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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