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之一:中国社会运行机制与发展

  本研究方向的特色、学术地位、作用和意义:
  中国社会运行机制与发展研究是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以来,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为背景,以现实问题为核心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传统上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中国社会学家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的对农村社会的调查和研究;就理论而言,它和形成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发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新制度理论等有密切的联系。不过,有不少问题是中国学者的早期研究和西方的现有理论中未曾或很少涉及的。
  “中心”在该方向的研究中,已经或正在形成一系列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领域,如:
  (1)农村社会研究。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在工业和城市社会的作用已十分巨大的今天,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农村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中仍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了解农村的社会结构、制度特征、组织运行、居民的活动方式等是认识中国社会基本状况和发展动态的一个关键方面。
  (2)制度与组织变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从农村到城市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提出许多有关制度和组织的问题激励社会学家进行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全球化进程使得不同类型的制度和组织间的冲突、竞争、交融问题日益凸显,许多问题期待社会学家以更广阔的视野、采用更有效的理论工具来加以处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制度和组织形态,人们正面临一个需要理解的“陌生”世界,社会学的组织与制度研究正获得新的推动力。
  (3)城市化道路研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目前正处于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之中。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独特的文化、制度、资源分布、人口规模等条件使之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这些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小城镇发展、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新兴城市的兴起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将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
  (4)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占人口总数的9%,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64%。少数民族地区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整个国家发展中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在21世纪将要推进的西部开发战略中的重要环节。由于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复杂原因,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行专门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策实践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区域关系研究。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点,不了解区域间的差异及其意义,便不能从总体上理解中国。区域关系受到地理、资源、文化传统、民族、基础设施、市场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关系的格局正在发生不小的变动并对未来中国的走向发生深远的影响,因而受到政府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关注。区域关系已成为城乡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6)社会保障体系研究。社会保障体系涉及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涉及社会的安全,因而一向为社会学家所关注。对于处在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来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关系到转型是否顺利,社会能否持续发展,其现实意义十分重大。而对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历史传统等因素的考量,使中国的社会学家在社会保障体系研究中获得新的视角,并推动了理论的进展。
  在中国社会运行机制与发展研究方面,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积累了较多的资料和经验,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和政府决策中均有影响。

研究方向名称之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本研究方向的特色、学术地位、作用和意义: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是社会学学科得以确立的核心内容。一门科学学科,也就是对一系列概念、理论命题和预设条件以及研究方法的系统集成。理论和方法的系统性,标志着学科的成熟程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潜力,标志着学科的发展潜力。因此,加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心”在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特色是,强调理论和中国社会现实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对话。这种有机联系和对话,不是笼统地判定某个理论适合于或不适合于中国社会,也不是现成理论的中国资料注释,而是深入探讨理论命题存在的条件,并通过对现实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研究,来深化对理论命题和条件的认识,从而推进理论的进展。
  “中心”在社会学方法方面研究的特色是,结合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探讨不同方法的适用条件及局限性,并以对方法的探讨来推进社会学理论的研究。
  国内虽然有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但上述风格的研究,却是“中心”的特色。这种特色的研究,正在发展之中,而且潜力巨大。这样的研究对社会学的发展和学术地位的提升,对中国社会学界和国际社会学界的平等对话,对社会学理论的应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一直是北京大学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重点。社会学系前系主任袁方教授是我国开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倡导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大学已形成了一支较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培养了一批擅长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人才。通过研究、教学和全国社会学方法高级研讨班的举办,北京大学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中心之一。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北京大学不仅注重从现实经验研究中提出理论,而且注重系统扎实地研究、教授经典理论,同时注意追踪国际社会学理论的最新成果。近年来,“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教师编写或主持编写了一系列社会学方法的教材,翻译了多本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其中有的是当代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学理论的专著和论文,在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方面的工作,为“中心”确立的“以对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为基础,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方向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方向名称之三:社会人类学研究

  本研究方向的特色、学术地位、作用和意义:
  本研究方向的特色是,以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为基础,探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核心分支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探索理论研究、经验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结合之学术道路。
  社会(文化)人类学在国外各主要国家,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国际学术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国自从将人类学列入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之后,社会(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密切合作,在汉人社区及文化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领域,已经做出了很多研究,有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
  社会(文化)人类学以世界各地的社区、地域和族群文化为研究对象,采用长期深入实地的研究方法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社会及文化的变迁和各种相关的基本问题,对于各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跨文化的沟通和对话,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国计民生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应用价值。
  “中心”在费孝通教授的指导和带领下,长期进行东南沿海汉人社会和西部边区少数民族社会及文化的田野研究,取得了为数众多的学术成果,在海内外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各地域和各族群社会及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在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社会及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方面,也进行了不少的探索性研究。
  同时,“中心”在运用中国社会及文化的丰富的经验事实,检验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探讨其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努力,对于中国学者理解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于社会科学之“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心”目前已经在河北、江苏、福建、云南、内蒙古、山东等地,建设了长期稳定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基地,进行了大量的基层社区的人类学调查,出版了一批研究报告和学术专著,如费孝通的《从实求知录》(1998)、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想象的异邦》(1998)、周星和王铭铭等人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1996)、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1999),在国内外学术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同时,我们还与国内外最强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如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厦门大学等,都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编辑出版了《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50期,逐步形成了跨单位、跨国境的学术交流网络,推动了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事业。
  在设立了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之后,我们将继续在基础课程建设、基本教材建设、核心研究课题、学术成果出版、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更进一步努力,争取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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