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总体上社会发展平稳向好，但是也要看到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激增，社会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地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决策事项为重点，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运行的主要做法与运行成效，总结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的主要思路与政策框架，包括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顶层设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从数据生产的过程入手，追溯统计数据造假现象的缘由。首先，误差扰动、接近值模拟和数据质量的资源投入水平，解释了数据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失真。其次，从统计作为一项国家事业发展演进的角度来说，国家能力和国家意图有时会影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并引发出制度诱导的造假行为。第三，从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过程来看，当违法收益显著高于违法成本时，数据造假现象就成了经济领域中最常见的越轨行为之一。治理数据造假的潜力也和个体的动机和理性计算直接相关:

人口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和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与及时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与新走向，对战略、前瞻、有效应对国家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检索并分析文献数据库中近年来收录的人口学重要文献，归纳出新时代我国人口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为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并对各核心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详述。通过明确目前人口发展转向背景及人

人类政治史可浓缩为三种继替模式: 专制政治、解放政治和认同政治。认同政治的勃兴仰仗系列的思想史条件，如个体、自我和同一性/认同观念的涌现。认同政治历经承认政治、本真承认政治和本真分类政治，其标志依次是“为承认而斗争”“为本真承认而斗争”，以及“为本真分类而斗争”。认同政治期许在暴力革命的方案之外，直面强权 － 资本场对生命体的钳制和霸凌。其目标指向本真分类和生命尊严，以消除“承认鸿沟”，迈向“可持续自由”。解蔽被遮蔽的社会分类权，以戳穿强权 － 资本场的狰狞 －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56 个民族和13 亿多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国家精英，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养老责任概念内涵的理解日益趋向差异化、多元化、个性化，未来谁来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养老生活负主要责任成为关注讨论的一大热点话题。本文基于2015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侧重关注成长于不同时代背景的队列，通过对比分析和logistic 回归的方法来讨论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代际队列之间养老责任观念的现状、变化及其差异性，探索可能提供解释的社会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家庭养老理念仍然占据主流但在不断弱化，养老责任主体进一步趋向多元化;

本文把中国社会学学科史分解为社会学思想传入和翻译阶段( 1895—1920) 、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 1921—1952) 、社会学恢复阶段( 1979—1998) 和社会学常规化阶段( 1999—2018) 四个内部分期，并对这四个时段内社会学本土化( 运动) 的源起和表现特征做了初步阐析，认为外部学术要素卷入( 或中外学术态势对比) 、内生学术结构特征的变动和技术及其他支持体系的约束( 或促进)

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 40 年。社会结构性转型趋势、职业组织氛围和公共舆论的认知排序分别作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性因素，共同形塑了各代青年人的就业观念。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文章试图探讨劳动参与性别不平等的群体差异模式，检验性别因素与其他影响劳动参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此理解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扩大化的趋势。文章基于情境理性行动者分析框架，将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看作一种社会经济行动，其选择是制度与物质环境及由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交互作用型塑之资源和偏好影响/型塑的结果，是一种情境理性下的选择。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4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CFPS) 为依托，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

本文聚焦政治社会学研究对四十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回应：中国的社会变革之所以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变更，而是依靠名实分离的基层实践。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借以互换或共享资源，宏观上降低了大范围冲突的聚集联合。另一方面，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利益联盟的产生，这成为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也是执政之社会基础能够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作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这种基础性结构关系的作用，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而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且无法发生适应性改变的相互破坏关系，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对这

讨论介入人类学不得不直面的核心问题: 研究者介入的行动和倡导的价值主张是否具有客观性? 研究者的介入是基于个人的经验、经历、情感以及实质的或象征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其活动及其后果如何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城市、乡村的秩序和社会结构。从典型的社会学视角来看，也改变了市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联结和组织关系。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即与风险一词紧密相连。金融不仅给个体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影响作为总体的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这种影响，因被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所裹挟，而变得范围和深度更加超乎人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