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口径是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与根本。 不同统计口径对应不同的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不同的样本结构。 以 “统计口径—总量结果” 为内在逻辑， 首先比较讨论普查视角下的三种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继而利用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以真正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文章认为：户籍口径和出生地口径作为非时期指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混合样本属性和未包括县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低估问题等； 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例；

本文利用仿真实验数据，讨论了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对线性回归和因果推断下的平均实验效应估计量的影响。文章认为，1）样本结构偏离是集合性的联合分布偏离，而非只是单变量分布的偏离；2） 非随机的样本结构性偏差主要表现在实验效应估计量、自身系数估计量、以及与之相关 （甚至无关） 的变量系数估计量三个方面；3） 因果推论视角下，样本结构偏离会导致实验效应估计量有偏；4） 分类变量的结构性偏差会随着与真实结构的距离增大而呈非线性加快扩大趋势，特别是对实验效应的估计；5）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欧盟是数字规制创新的开拓者。本文基于“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等数据，刻画了欧洲 28 国在数字风险治理领域的法律规制异同，并对影响规制异同的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全与发展是各国数字风险治理的一体两面，即便有欧盟上位法的约束，各国的数字风控规制依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格局。同时，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治理实践驱动了数字风控规制的形成，而规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制度形成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异步困境”，并导致工业时代治理典范的“祛魅”和“规范性力量”的衰落，各国的数字规制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务实的试错性实践。

文章基于多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分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从性别、地区、城乡、家庭四个维度剖析健康不平等的主要特征。 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差但略有改善；患慢性病率达七成且共病特征明显；ＡＤＬ失能率稳定在 １３％ 左右，但 ＩＡＤＬ 失能率提高；男性、城镇、有配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性别差异随年龄增长而扩大，地区差异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 当前，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低、村居基础设施落后、医疗资源城乡配置非均衡、家庭照料功能弱化以及预防性保健不足是制约老龄健康发展的重点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