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岁月的韦伯与德国社会政策的历史发展(1890 -1920 年)
作者:熊跃根2020-01-03 10:01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兴趣不减。然而,针对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二者之间关联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韦伯的主要文本和相关历史素材,讨论在1890-1920年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韦伯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联系,进而深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在动荡岁月和生命最后阶段的韦伯,一直没有停止对学术与政治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放弃作为教师的治学理性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热情。但是,韦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政治自身的局限性,他明确提出政治的不可能是基于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会对公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与青年就业的观念演变
作者:刘能2018-12-19 09:12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 40 年。社会结构性转型趋势、职业组织氛围和公共舆论的认知排序分别作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性因素,共同形塑了各代青年人的就业观念。
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
作者: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8-01-04 09:01本文梳理和考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将其分为“接轨”与“自觉”两个阶段,并指出“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精神”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本文就对接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是构成“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提供了可能。
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
作者: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01-04 09:01本文以《江村经济》为例,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农工混合是一种独特的中国道路“模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第二,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色,是否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本文指出,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与一系列社会基础条件的状况有关,《江村经济》采用当时国际社科学界公认的分析逻辑,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治学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故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的角色,以现代社会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来概括更准确。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村庄生计研究 : 历史脉络和当代情境
作者:刘能2016-01-10 04:01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年轻一代乡村居民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强烈心理需求、流动中的乡村居民其内心情感世界中源于乡愁的地域内聚力,以及在城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前提下,对城市相对于乡村的较高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怀疑和颠覆,构成了挑战“城乡二元性”的三重社会心理认知现实。这为我们预测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趋势,多少增添了一些具有证据意义的心理支持。而发生在当代乡村社会的一个新型的现金内部循环、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新型代
大数据给社会学带来了什么挑战?
作者:邱泽奇2015-06-06 09:06面对大数据的挑战,社会学的优势在哪里呢?社会学曾经的优势有调查数据,有分析数据,有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这是实证社会学最核心的三部分,构成了实证社会学独特的知识能力。但是今天,这一切变了,社会学只剩下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这一个优势了。调查数据的优势,在慢慢失去;分析数据的优势,也在慢慢丢失。唯一剩下的或许只有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了。未来,如果社会学不能掌握大数据运用的知识与能力,没有超过其他学科的想象力和建模能力,基本上,社会学学者将完全沦落为各类组织的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