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纪之后，加速度的人口老龄化正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一项新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长期战略选择。鉴于上述宏观背景，国家明确提出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进而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这也成为政策决策者、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为此，本专题刊发的三篇文章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新国情背景下城乡养老服务模式差异性及其发展前景.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 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 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 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 公共治理新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老龄健康问题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基于以往高龄老人病态状态压缩还是病态状态扩展的讨论，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出发，采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的多期数据，根据日常生活行动能力( ADL) 、自评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水平和虚弱指数等六个涉及老年人健康的主要指标，分析 1998 年至 2014 年老年人健康程度的变动过程。从时期角度来看，六个健康指标在较年轻的样本中与较早样本的指标仅有微小波动，总体上体现出测量的稳健性;从年龄角度来看，老年人健康指标随着年龄增大而显著下降; 从队列角度来看，健康指标的变化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病态状态扩展主要存在于较年轻队列的老年人，而较年长队列则更多体现为病态状态压缩。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目前，健康长寿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并且学界开始关注长寿时代高龄老人的健康指标变化特征及趋势。为了实现健康老龄化，进一步增进老年人生活福祉，利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数据，从队列的视角出发，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DL) 、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IADL) 、自评健康( SＲH) 、认知能力( MMSE) 、精神健康( MH) 、虚弱指数( FI) 六项指标来探究同一队列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91 ～ 106 岁的变化趋势) ，并比较90 岁以上高龄老人与百岁老人之间的健康状况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虽然高龄老人和百岁老人群体中女性老人的比重大于男性，但男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总体上要好于女性老年人，在90 岁高龄老人到百岁老人的健康变化发展中，“选择性生存”效应明显。

本文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 1990－2010 年 20 年间两性关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各个群体在男人养家观念方面均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城镇男性尤甚。这种变化既源于当下年轻人相比于 20 年前更多认可男人养家观念的群际变化，也源于年轻男性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与年长男性日趋相似的群内变化。基于性别角色实践理论，本文考察了两性的绝对地位与相对地位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及其在历史脉络中的变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极大地形塑了两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境遇下降，导致其在家庭中相对于男性的职业与经济地位弱化，重构了两性的家庭性别角色实践样态，进而造成一种更偏向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固化。其数据支持是: 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强化了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夫妻，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度更高，相反，而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时，则会弱化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认知与支持。本文认为应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支持女性就业政策上努力，以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

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从宏观层面的现代化变迁和微观层面的父代资源、代际社会经济地位角度研究代际同住老年人家庭地位的影响因素，应用赫克曼定序 Probit 模型处理代际同住的样本选择问题。研究发现近年来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参与家庭经济决策状况有所改善，但仍有近半老年人对除自己开支外的家庭经济决策无权做主; 老年人家庭权力并未随着现代化发展持续降低，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和东部地区老年人其家庭权力反而高于农村和中西部老年人; 家庭权力在性别间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老年人自身的物质和劳务资源以及相对于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可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权力。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应完善老年社会支持体制，构建平等和谐的家庭代际文化，更加关注多重弱势叠加的老年人状况。

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异地养老新方式顺应新时代社会转型需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异地养老经历了初步萌芽、持续推进、加速发展三大发展阶段，各地在政策与实践层面也先后进行探索。现阶段异地养老模式主要分为机构抱团疗养型、候鸟式安居养老型、季节性休闲度假型、互动式旅游养老型、移居探亲交友型五种类型，每一类型均有其独特优势和不足之处。由于养老政策统筹难度大、传统养老思想难冲破、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异地养老配套不完备等因素，异地养老遭遇发展瓶颈。但长远来看，异地养老模式的发展前景广阔，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破政策与法律瓶颈，发展多样化异地养老服务，培育新型养老文化，搭建全国性异地养老服务平台，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服务队伍。

福利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特征。社会福利的水平、构成和分配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模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福利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和发展,而既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学划分,既不能完全涵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制度特征,也不能阐释非西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体制内涵。因此,回顾和探究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源流与发展,发掘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及其做出的调整和变革,对于推进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总体上社会发展平稳向好，但是也要看到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激增，社会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地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决策事项为重点，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运行的主要做法与运行成效，总结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的主要思路与政策框架，包括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明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精准定位，更加注重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保障机制，更加注重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防范预警机制。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从数据生产的过程入手，追溯统计数据造假现象的缘由。首先，误差扰动、接近值模拟和数据质量的资源投入水平，解释了数据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失真。其次，从统计作为一项国家事业发展演进的角度来说，国家能力和国家意图有时会影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并引发出制度诱导的造假行为。第三，从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过程来看，当违法收益显著高于违法成本时，数据造假现象就成了经济领域中最常见的越轨行为之一。治理数据造假的潜力也和个体的动机和理性计算直接相关: 当我们把纯粹物质性的理性计算模型扩展到纳入社会成本和群体动力机制之后将会发现，社会交往网络和同伴群体内部伦理声誉的受损，将会比物质违法成本的提高更能约束数据造假行为。最后，本文还讨论了数据造假问题的直接伦理损失和技术在治理数据造假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两面性。

人口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和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与及时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与新走向，对战略、前瞻、有效应对国家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检索并分析文献数据库中近年来收录的人口学重要文献，归纳出新时代我国人口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为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并对各核心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详述。通过明确目前人口发展转向背景及人口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预计未来人口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建构、人口红利的变化新特点及其轨迹、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研究及其顶层制度设计、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走向及其配套措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其内在动力以及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在人口发展发生明显转向的新形势下，未来人口学研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从而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本文讨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风险分担规则不确定问题，即有关金融交易风险由谁分担、如何分担和分担依据等的规则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难以确定。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制度矛盾是微观层面规则不确定的结构性根源。制度矛盾通过思想观念和物质利益两个层面，赋予微观行动者具有冲突性的合法性理据和利益驱动力，诱发投资者、地方政府、中介机构之间关于风险分担规则的规范博弈与利益博弈，导致风险自担规则与风险共担规则的竞争格局；博弈过程中，多重合法性宣称以及多重角力机制的搭配组合，使得实际运行的风险分担规则呈现出不确定状态。

人类政治史可浓缩为三种继替模式: 专制政治、解放政治和认同政治。认同政治的勃兴仰仗系列的思想史条件，如个体、自我和同一性/认同观念的涌现。认同政治历经承认政治、本真承认政治和本真分类政治，其标志依次是“为承认而斗争”“为本真承认而斗争”，以及“为本真分类而斗争”。认同政治期许在暴力革命的方案之外，直面强权 － 资本场对生命体的钳制和霸凌。其目标指向本真分类和生命尊严，以消除“承认鸿沟”，迈向“可持续自由”。解蔽被遮蔽的社会分类权，以戳穿强权 － 资本场的狰狞 － 温情面纱。秉承“文化自觉”的警醒和反思，弘扬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在承认所有人类生命同等禀赋珍贵价值和尊严基础上的本真政治方案中，只标注年龄的至简分类技术也许是最优选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