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和考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将其分为“接轨”与“自觉”两个阶段，并指出“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精神”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本文就对接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是构成“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提供了可能。

中国对非洲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是外界理解中非关系的重要渠道。既有的研究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构建主义等视角对卫生发展援助进行了阐释。对文献的研究发现，针对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国内外的讨论聚焦在援助动机、援助效果和援助影响等三个维度，由此引申出中国符号的意义争论。在乌干达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对非洲的卫生发展援助因其更多体现着人类互助的基本精神而对中国符号构建有着独特的意义和潜力。对中国符号丰富内涵的阐发，需要对包括卫生发展援助在内的中国对援助进行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而这，正是目前对非洲援助研究中所缺乏的重要部分。

社会分类权可界定为政治体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社会分类体制。基于思想实验，可以设置一种始祖人的原初境况，以此凸显分类实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框架中的中枢位置; 通过梳理社会分类研究的典范路标，拆解社会分类的体制化过程，以揭示社会分类权的成因及其基本样态，系统探究有偏分类权的后果，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的后果。如何实现本真分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案值得参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代表作名录的设计及其在全世界的广泛实施，第一次为人类确立了文化差异条件下文化共享的公共机制，把联合国体系内通过文化达成对人的尊重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文化的不同让各种“我们”相互区分、区隔，但是非遗保护的代表作名录制度把这种认识提升了一大步，差异文化因为被特定民族定为自己的代表性文化而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当全人类因文化不同而相互欣赏与共享的格局形成时，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有机会受到尊重的文化条件就出现了。

顾 颉 刚 在 1 9 2 0年 代 观 察 妙 峰 山 庙 会 的 时 候 分 别 有 两 个 矛 盾 的 判 断 ，一 边 说 庙 会 将 要 消 亡 ，一 边说庙会将有重要的未来。后来的社会进程先是显示庙会与香会的消亡，后 又 迎 来 它 们 的 复 兴 ，再后来借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明确证实庙会和香会的未来都有保证，因为它们被认知到是地方社会的建构者和北京文化的代表者。

文化概念的定义虽然异常驳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借助对于经典定义的分析而发现沿袭其中的策略，即通过选择文化的代表性项目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以确证特定社群或民族的独特性，由此构成文化概念的代表性意涵。文化的代表性意涵曾经主要用于社群、民族的差异与区隔，但是随着“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建立与发展，代表性意涵既是社群、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得到承认的依据，也是社群、民族之间的文化共享得以落实的理由。

校友会是依学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是单位之外的社会结合方式。中国在单位制改革后释放出 新的社会结合空间，为校友会的广泛建立提供 了制度条件。随着高校从完全隶属国家体制的事业单位转变为 与行政 、市场和社 会密切结合 的公共事业 ，校友会成为新型社会 结合的一种代表性 方式 ，是具有较 大能见度 的 中国社 会 自组织的重要体现 。校友会 的研究视角有助 于审视 中国社会转型 中人 际结合方式和社会组织方 式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领域成 长的意 义。

接入鸿沟曾是数字鸿沟的基本形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接入鸿沟缩小、应用覆盖性增强，也触发了互联网红利差异。在互联网资本框架下，以互联网市场为例，对红利差异来源和影响红利差异的机制进行考察发现：接入鸿沟缩小带来的是连通性的增强和平台的发展，这使人们有机会把以往投入的各类资产在互联网上转化为有差别的、组合性的互联网资本并从中受益；其中，转化规模差异和转化率差异既受两个“乘数效应”的影响，更受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并最终表现为红利差异。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技术的组织合法性分析框架，用以揭示技术在组织中应用成功的条件机制。文章通过回顾信息技术ERP在某国企历时9年的应用历程，展示了一项新技术在组织中应用或推进或停滞的曲折遭遇是如何与其组织合法性（包括绩效合法性、任务合法性以及价值合法性）相对应关联的。研究表明，技术应用成功需要足够的组织内部合法性作支撑。其中，绩效合法性是基础；在技术绩效不确定的情形下，任务合法性为技术应用保证了组织正式层面的资源投入，启动、加速技术应用；价值合法性提供非正式的资源投入，在危机时保存技术，在应用期间促进应用。

"双联户"是西藏基层组织形式的一项重要创新,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得到全面推广。西藏自治区设置"双联户"的基层组织形式,既是基于"压力型体制"的下行驱动,也与西藏地区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关。"双联户"在实践中具有三重目标取向:一是维稳,即通过权力下移来更好地维护稳定;二是发展,即整合资源增强致富能力;三是和谐,这是在稳定和发展基础上要达成的目标。作为西藏基层组织的创新形式,"双联户"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以《江村经济》为例，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农工混合是一种独特的中国道路“模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第二，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色，是否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本文指出，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与一系列社会基础条件的状况有关，《江村经济》采用当时国际社科学界公认的分析逻辑，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治学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故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的角色，以现代社会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来概括更准确。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年轻一代乡村居民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强烈心理需求、流动中的乡村居民其内心情感世界中源于乡愁的地域内聚力，以及在城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前提下，对城市相对于乡村的较高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怀疑和颠覆，构成了挑战“城乡二元性”的三重社会心理认知现实。这为我们预测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趋势，多少增添了一些具有证据意义的心理支持。而发生在当代乡村社会的一个新型的现金内部循环、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新型代

面对大数据的挑战，社会学的优势在哪里呢？社会学曾经的优势有调查数据，有分析数据，有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这是实证社会学最核心的三部分，构成了实证社会学独特的知识能力。但是今天，这一切变了，社会学只剩下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这一个优势了。调查数据的优势，在慢慢失去；分析数据的优势，也在慢慢丢失。唯一剩下的或许只有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了。未来，如果社会学不能掌握大数据运用的知识与能力，没有超过其他学科的想象力和建模能力，基本上，社会学学者将完全沦落为各类组织的劳工。

以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田野调查 （尤其是江村调查和云南三村调查）为起点，费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可以分为两个范式，即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这两个研究范式各自隐含着种种结构性社会前提，对它们的剖析和阐述可以回答费孝通先生的两个研究范式在关于中国村庄生计的整个研究脉络中所处的理论地位。如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 （基础设施和技术心智）在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扩散有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村庄生计模式的结构性力量，对这些结构力量的阐述，表明费孝通先生所开拓的村庄生计这一研究方向，至今仍然有其经验活力和理论价值。

中国非信徒与宗教信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的宗教徒之间的社会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型态之一。本文以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模型修正为心态地图模型。论文采用恐惧管理论的典范实验程序,通过牙痛启动和死亡显著性启动,以探究当代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大学生样本作为评价主体在世俗语境和死亡启动语境中心态地图的异同。论文发现存在显著的评价主体的内群偏好效应,非线形的死亡启动效应和中国不同宗教群体作为评价对象上的分化效应。论文期望为宗教对话、宗教宽容和宗教治理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