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概念的定义虽然异常驳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借助对于经典定义的分析而发现沿袭其中的策略，即通过选择文化的代表性项目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以确证特定社群或民族的独特性，由此构成文化概念的代表性意涵。文化的代表性意涵曾经主要用于社群、民族的差异与区隔，但是随着“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建立与发展，代表性意涵既是社群、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得到承认的依据，也是社群、民族之间的文化共享得以落实的理由。

校友会是依学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是单位之外的社会结合方式。中国在单位制改革后释放出 新的社会结合空间，为校友会的广泛建立提供 了制度条件。随着高校从完全隶属国家体制的事业单位转变为 与行政 、市场和社 会密切结合 的公共事业 ，校友会成为新型社会 结合的一种代表性 方式 ，是具有较 大能见度 的 中国社 会 自组织的重要体现 。校友会 的研究视角有助 于审视 中国社会转型 中人 际结合方式和社会组织方 式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领域成 长的意 义。

接入鸿沟曾是数字鸿沟的基本形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接入鸿沟缩小、应用覆盖性增强，也触发了互联网红利差异。在互联网资本框架下，以互联网市场为例，对红利差异来源和影响红利差异的机制进行考察发现：接入鸿沟缩小带来的是连通性的增强和平台的发展，这使人们有机会把以往投入的各类资产在互联网上转化为有差别的、组合性的互联网资本并从中受益；其中，转化规模差异和转化率差异既受两个“乘数效应”的影响，更受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并最终表现为红利差异。

"双联户"是西藏基层组织形式的一项重要创新,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得到全面推广。西藏自治区设置"双联户"的基层组织形式,既是基于"压力型体制"的下行驱动,也与西藏地区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关。"双联户"在实践中具有三重目标取向:一是维稳,即通过权力下移来更好地维护稳定;二是发展,即整合资源增强致富能力;三是和谐,这是在稳定和发展基础上要达成的目标。作为西藏基层组织的创新形式,"双联户"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

以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田野调查 （尤其是江村调查和云南三村调查）为起点，费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可以分为两个范式，即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这两个研究范式各自隐含着种种结构性社会前提，对它们的剖析和阐述可以回答费孝通先生的两个研究范式在关于中国村庄生计的整个研究脉络中所处的理论地位。如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 （基础设施和技术心智）在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扩散有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村庄生计模式的结构性力量，对这些结构力量的阐述，表明费孝通先生所开拓的村庄生计这一研究方向，至今仍然有其经验活力和理论价值。

中国非信徒与宗教信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的宗教徒之间的社会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型态之一。本文以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模型修正为心态地图模型。论文采用恐惧管理论的典范实验程序,通过牙痛启动和死亡显著性启动,以探究当代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大学生样本作为评价主体在世俗语境和死亡启动语境中心态地图的异同。论文发现存在显著的评价主体的内群偏好效应,非线形的死亡启动效应和中国不同宗教群体作为评价对象上的分化效应。论文期望为宗教对话、宗教宽容和宗教治理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