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脆弱性、无酬照料增长和家庭暴力激增、疫情对女性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新的不平等教育和数字性别鸿沟形成，以及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上。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思路应聚焦于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对女性全方位赋权，并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从政策制定、就业平等、家庭责任、健康维护、教育与技术公平、政治与文化参与等方面着力探索性别平等治理工具。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浙江省德清县的乡村数字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数字化治理体系并非以发展主义的技术增长逻辑进入乡村社会，而是在与乡村社会基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挥效能的。在与基层治理任务繁重、农村地区治理环境复杂、农民离村流动加剧等乡村社会条件实现契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治理体系通过全景可视、实时反馈、平台连通等机制为乡村带来治理革新。与此同时，数字化治理的“时空脱嵌性”及其“制度化专家”角色，则与基层权威的合法性形态、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之间存在张力，彰显出调适的必要性及可能路向。因此，数字乡村治理逻辑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之间并非进步替代关系，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型业态，在扩大金融普惠程度的同时，也对社会大众的金融素养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基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资料，本研究重点关注数字时代下占据可能优势的青年群体，对这一群体金融素养情况进行探究，并依据比较性与异质性视角展开具体分析。实证研究发现： 在金融素养水平上，青年群体普遍优于其他群体，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青年群体内部的 Y 世代优于 Z 世代；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不仅昭示着中国开启了长寿时代，而且共同塑造了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也是积极老龄观新理念形成的重要现实基础。积极老龄观既融入了长期以来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国际共识，更凸显了中国语境下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老龄观无疑是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和观念的重要转向，其中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就是对于人口老龄化怎么看、怎么办和怎么干的概括凝练。当然，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将面临着结构、视角与公共的三重持续挑战。为此，践行积极老龄观亟待以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与规模优势，营造长寿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优势地位与总体框架，最

在“反哺模式”的家庭传统代际关系下，随着老龄化加剧和家庭观念转变，我国老年群体的居住安排偏好逐渐由与子女同住转向同住与就近居住并存。因此，进一步探讨可能影响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和就近居住两种主要居住意愿的因素有着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年龄、居住地、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是老年群体居住安排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可及的社会保障类别和水平也对老年人居住意愿存在显著作用效应，自评健康良好、活动能力强、享受离退休金、社区养老服务保障高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与子女就近居住而非同住。上述研究结论对养老政策的精准触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即应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需求，实施分门别

算法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让算法成为堪比自然环境的人工环境，算法影响的利弊两面性以及算法侵害的不断出现将人类推入算法治理时代。伴随算法影响不断扩大的是算法自身复杂性的增强，算法已经从古老的计算演化为实时关系模型的自我迭代与演进，进而让算法的过程治理既在技术上不可行，也在管理上代价高昂。中美欧在算法治理领域的探索实践呈现不同格局，美国从防范算法侵害入手，形成了政府和第三方的问责模式；欧盟从数据保护入手，逐渐与美国的问责模式汇流；中国从网络安全入手实施治理，但尚未形成有法理逻辑和明确操作路径的算法治理模式，迈向问责模式似乎是中国算法治理可能的且有效的行动选择

以 1982—2020 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发展特征与趋势，讨论了教育发展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在规模、结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上，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持续改善；人口受教育水平仍呈现为“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其中大学教育人口比例的区域差异正在快速扩大；支撑未来发展的人口禀赋条件存在区域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应当综合考虑人口受教育结构梯度合理性、教育质量提升、区域均衡性、城乡公平性等问题，发挥教育资源配置的人口聚集引导作用，积极促成人口合理布局。

过去40年是数字社会发展的40年。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改变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形成了与工业社会具有本质区别的数字社会，并使数字社会进入了飞跃发展的阶段。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本质差异至少可以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分化机制两个维度管中窥豹。然而，社会学研究在方法上未能有效跟上数字社会发展的时代步伐。虽然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计算社会学的概念，但直到大约10年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突破还依然停留在概念上。今天，ABM的应用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带来了转机，形成了计算社会学发展的两条演进路径，其应用正处于相向而行的态势之中。

基于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问题。 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 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 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 结论认 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 而非纯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一方面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经验的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事实，另一方面来自关于人和世界、精神与异化、类本质以及实践 / 生产本体论的影响。在哲学人类学层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当代本体论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来自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观点，这种联系已经受到当代人类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证形式分析，对于当代人类学研究国家、权力和阶层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当代人类学中的“积极行动人类学”和“本体政治”也有直接联系。

在中国文化里，勤劳是人尽其力的实践形态，是尊严的来源。勤劳的内涵不同，尊严的获取路径也大不相同。让劳动不只获得货币报酬，还依然享有尊严是数字时代的难题，数字时代同时赋予个体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企业获取尊严的工具。与此同时，倡导劳动光荣也是数字时代的命题，躺平绝不是获得人之尊严的路径；当然，劳动的尊严也是“不躺平”的逻辑前提。

人类社会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便快速迈过了数字社会的早期阶段，进入其腾飞阶段。可是，作为探索社会基本特征、回答社会基本问题的社会学，其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貌似还停留在40年前。时代发展与学科演进的巨大落差敦促社会学同仁反思学科发展的困境，希冀从学科的历史脉络里探索社会学学科演进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期明确身处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所应努力的方向，确立奋进的目标。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在全国调研的贫困村案例，考察脱贫攻坚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研究发现，脱贫攻

坚充分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形态，这种形态不是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利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而是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 论文通过乡村产业发展中国家与农民经营的“对接”方式、驻村帮扶中国家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和乡风文明建设等案例对这种关系形态进行了描述。 重视“家国一体”的一面，有利于在乡村振兴中保持和维护“家”的主体地位。

数字技术的创新与社会化应用是人类未有之技术变革，在中国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其中电商是数字技术变革在当下的典型形态之一。既有研究认为技术变革的总效应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关注数字技术变革初始阶段对发展机会的影响，聚焦最不可能获得新发展机会的贫困乡村数字技能弱势农户的发展机会，研究发现，顺着数字技术变革的自然逻辑，电商技术在乡村的确制造了技术门槛，带来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但有利的乡村内部社会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自然逻辑的消极影响，为数字技能弱势农户提供发展机会，甚至缩小其过去累积的贫富差距。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经由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

数字平台企业（DPE）是古老组织形制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是数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织要素的意义上，DPE 的参与者不再是单纯的岗位承担者，目标不再是单纯营利，结构不再是由业务主导，技术也不再是生产技术主导，而是以数字技术为底层和支撑的，以数据为驱动力的，有机会和路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形成了产品和服务闭环生态的崭新形制。是故，针对DPE 的外部治理不可简单沿用针对传统企业的治理，治理创新需要重点专注于数据运用行为的后果以及数字红利的公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