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堃所著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本经典之作，但学界对其核心概念“混合宗教”（diffused religion）和“独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存在诸多误解。这组概念脱胎于瓦哈的“合一性宗教”（identical religion）和“专一性宗教”(special religion)。在其中文著作《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中，杨庆堃把“diffused religion”译为“混合宗教”，把“institutional religion”译为“独立宗教”。然而，这一译法几乎被中文学界所忽略；与此同时，学界对“diffused religion”一词的中文译法不下十余种，而“institutional religion”则被统一译为“制度性宗教”。从杨氏本意来看，这或许是一种误译，许多误解也就由此产生。在杨氏的论述中，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之间不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差异，也不是“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差异，而是“混合”与“独立”的差异。在厘清诸多误解的同时，本文也试图对《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经典性进行解读。

社会分类权可界定为政治体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社会分类体制。基于思想实验，可以设置一种始祖人的原初境况，以此凸显分类实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框架中的中枢位置; 通过梳理社会分类研究的典范路标，拆解社会分类的体制化过程，以揭示社会分类权的成因及其基本样态，系统探究有偏分类权的后果，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的后果。如何实现本真分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案值得参考。

中国非信徒与宗教信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的宗教徒之间的社会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型态之一。本文以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模型修正为心态地图模型。论文采用恐惧管理论的典范实验程序,通过牙痛启动和死亡显著性启动,以探究当代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大学生样本作为评价主体在世俗语境和死亡启动语境中心态地图的异同。论文发现存在显著的评价主体的内群偏好效应,非线形的死亡启动效应和中国不同宗教群体作为评价对象上的分化效应。论文期望为宗教对话、宗教宽容和宗教治理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