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5 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反映了我国人口发展已经出现重大转向，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反映人口新国情的重要维度，其变动势必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和政策走向，因此亟需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与讨论。本文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特点和多重影响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在纵向上少儿人口占比逐渐减少，劳动力人口占比持续增加，老年人口占比逐渐增加，高龄化趋势明显；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年轻型 - 成年型 -

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新一代人工智能（以下简称“机器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与传统意义上被动地执行人类指令的工具型技术不同，机器智能 （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算法型决策系统等）不仅具备语言理解、信息整合、判断生成、作品产出等能力，还通过人类对这些能力的运用和不断创新，多路径地参与到人类社会的核心领域（如治理）。这种参与不仅快速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也从基础上改变了社会的构成，1 把纯粹的人类社会转变为人机互生的人机社会，并重塑了治理模式。

农村养老制度设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养老问题,并从顶层制度设计的角度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进入新时代以来,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基数大、速度加快、城乡倒置、家庭空巢化加剧、女性老人占比高、未富先老等新特征。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制度设计和政策变迁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推进和形塑五个特点明显的不同阶段;农村养老制度设计在构想、法制法规体系、养老保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并初显成效。不过,农村养老制度设计在超前应对、城乡分治、政策碎片化、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今后农村养老制度设计应在创新思路的基础上,重点在超前应对、

本文借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方法，引入时空经验的视角，以鲁东地区山县为例来理解县域内进城农民家庭的“城乡两栖现象”。本文发现，交通与通信技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变革带来了人们关于县域内时空经验的变化。而在将这一新的时空经验编织进日常生活的同时，进城农民基于村庄内的旧有惯习，将关于家庭的“终生筹划”“拓扑”至跨域村庄一县城的空间中，从而呈现一种“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的形态，县域内的城乡关系结构由此出现一体化的特征。在乡村振兴的视野下，上述发现对于城乡融合的体制构建具有启示意义。

　 对现代社会来说，国家的繁荣与公民的富足生活是核心发展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如何从发达国家的共享繁荣实践中加强政策学习，从政策教训中避免误区，并在深入总结自身的社会政策改革经验基础上探究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本文试图从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逻辑关系。

对现代社会来说，国家的繁荣与公民的富足生活是核心发展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如何从发达国家的共享繁荣实践中加强政策学习，从政策教训中避免误区，并在深入总结自身的社会政策改革经验基础上探究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本文试图从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逻辑关系。

人类社会历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便快速迈过了数字社会的早期阶段，进入其腾飞阶段。可是，作为探索社会基本特征、回答社会基本问题的社会学，其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貌似还停留在40年前。时代发展与学科演进的巨大落差敦促社会学同仁反思学科发展的困境，希冀从学科的历史脉络里探索社会学学科演进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期明确身处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所应努力的方向，确立奋进的目标。

在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有着重要影响的布莱恩﹒阿瑟曾指出，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有一个一般规则：给定任何一个系统、任何制度，总会有人找到令人事先意想不到的方式，利用它来谋取自己的私利（阿瑟，2018，第166页）。这是一个一般设定。对进一步的研究来说，重要的是揭示在怎样的条件下，怎样的制度系统会产生怎样的被利用的漏洞。邱泽奇教授的论文“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以对“技术化社会3.0”的深刻洞察，抓住“技术作恶”这一重要的现象，对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与二者间迭代速度差异密切联系的治理的“异步困境”问题。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这个时代是人类正在步入的新时代，其特征

我国于2025年启动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是推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策举措。对比中国与OECD国家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可以发现，即便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未来中国民众享有的退休生活时间仍相对较长。预测2025—2060年延迟退休改革实施前后的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养老负担水平，可以得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潜在政策效果及其三重人口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延迟退休改革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就业压力加剧、健康风险上升、家庭照料不足、创新活力下降等，必须未雨绸缪，通过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确保改革的稳妥有序推进。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在全国调研的贫困村案例，考察脱贫攻坚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研究发现，脱贫攻

坚充分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形态，这种形态不是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下利益主体的互动和博弈，而是立国为家、化家为国的“家国一体”。 论文通过乡村产业发展中国家与农民经营的“对接”方式、驻村帮扶中国家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和乡风文明建设等案例对这种关系形态进行了描述。 重视“家国一体”的一面，有利于在乡村振兴中保持和维护“家”的主体地位。

本文探索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儒家思想所能起到的作用。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路径，本文力图用礼学、理学思想讨论“意会”与“讲不清楚的我”,避免以非精神因素解释精神世界的还原论倾向。本文发现，“意会”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性情论，而礼在性情论的基础上搭建了意会之桥；“讲不清楚的我”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修身论，从正心诚意到格物致知是良知之我明觉澄彻的过程。综合而言，良知之我是意会之桥的两端，良知愈明，意会愈成。

在中国文化里，勤劳是人尽其力的实践形态，是尊严的来源。勤劳的内涵不同，尊严的获取路径也大不相同。让劳动不只获得货币报酬，还依然享有尊严是数字时代的难题，数字时代同时赋予个体劳动者和数字平台企业获取尊严的工具。与此同时，倡导劳动光荣也是数字时代的命题，躺平绝不是获得人之尊严的路径；当然，劳动的尊严也是“不躺平”的逻辑前提。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讨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议题，但针对其健康状况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利用澳大利亚统计局官方资料，特别分析了原住民的健康状况，主要是对平均预期寿命以及健康自评、患病状况和健康风险因素现状的分析；同时探讨原住民在相关议题上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差别。整体来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健康状况与非原住民相比依旧处于劣势位置，仍需付出很大的努力以追平整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过去40年是数字社会发展的40年。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改变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形成了与工业社会具有本质区别的数字社会，并使数字社会进入了飞跃发展的阶段。数字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本质差异至少可以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分化机制两个维度管中窥豹。然而，社会学研究在方法上未能有效跟上数字社会发展的时代步伐。虽然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计算社会学的概念，但直到大约10年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突破还依然停留在概念上。今天，ABM的应用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带来了转机，形成了计算社会学发展的两条演进路径，其应用正处于相向而行的态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