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现代化浪潮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令世人瞩目，开创了迥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对于社会学工作者而言，就是要在人民性引领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为基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有鉴于此，《社会》编辑部及时组织“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本质特征”的专题研讨，专家学者们从人民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本源性、

在回顾组织退出讨论中的企业生命周期和企业家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影响互联网电商平台上创业组织退出的因素，提出了组织退出的“竞争—淘汰”机制与“自主退出”机制，发展并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设，试图论证在电商平台上，“自主退出”机制更为凸显。研究数据来自 2012 年的“谁在开网店”项目和 2016 年的追踪调查。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电商创业者只是将经营电商作为体验性或机会性选择，以此区分的电商创业者类型对退出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已蕴含在创业目的中的潜在退出动机得以激发，并为自主选择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自主选择对理解 ICT 环境下创业企业组织的退出更加重要。

本文是对建立中国社会理论基础的一个尝试性探索。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在处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时难以深入，其

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认识，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瓶颈。本文从中国传统的家庭理论入手，以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为切入点，深入讨论父子关系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解。本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一体的思想源于“一本”的社会意识，即以父母为本而非以天为本或以神为本，这在中国传统的祭礼中有明显体现。“一体”是指“父子一体”“母子一体”，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在中国经典文本中有突出表现

本文关注非正规就业普遍化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中介如何组织灵活的劳动力及其影响。工作搜寻-匹配研究将劳动力市场中介视为一种市场结构要素，难以解释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复杂变化及其与非正规就业普遍化的关联。本文转向行动视角，梳理了劳动力市场中介如何通过建立劳动力招募链条、接管雇主责任义务、参与劳动者培训管理等人事服务重构雇佣关系，进而改变劳动力市场监管的组织基础，并形塑非正规就业的去正规化与正规化进程。

《 重构基层社会: 浙江桐乡 “ 三治融合” 建设 ( 2013—2023 年)研究》 (以下简称 《 重构》 ) 的出版触发了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 社会学领域对中央 / 国家与基层关系的重新讨论。 《 重构》 把基层治理放在基层社会里, 把基层社会放在中国社会里, 无疑是理解基层治理的新理论视角。 同时, 《 重构》也引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 《重构》 基础上, 本文认为, 在中央 /国家与基层关系中, 至少存在两个层次的关系模式, 即形制的与技术的关系模式。 从这两个层次出发, 可以厘清一些概念上的争议, 如单一制国家、 国家与社会以及基层社会等。

城乡关系历来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和解决的基本矛盾之一。在中国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伴随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浪潮，人口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少子化和老龄化人口新常态不同程度加剧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和障碍性，其中主要表现为：乡-城流动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降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将缺乏人口载体和人才基础；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且有效供给量持续减少，制约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三产融合；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加剧，城乡养老资源供需矛盾凸显，乡村老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农村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发生动摇，城乡社会融合治理效能弱化，农村社会建设和发展能力失活；县域消费和投资活力下降

数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决定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比较了国内 6

数字平台企业（DPE）是古老组织形制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是数字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织要素的意义上，DPE 的参与者不再是单纯的岗位承担者，目标不再是单纯营利，结构不再是由业务主导，技术也不再是生产技术主导，而是以数字技术为底层和支撑的，以数据为驱动力的，有机会和路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形成了产品和服务闭环生态的崭新形制。是故，针对DPE 的外部治理不可简单沿用针对传统企业的治理，治理创新需要重点专注于数据运用行为的后果以及数字红利的公平分配。

数字技术的创新与社会化应用是人类未有之技术变革，在中国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其中电商是数字技术变革在当下的典型形态之一。既有研究认为技术变革的总效应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关注数字技术变革初始阶段对发展机会的影响，聚焦最不可能获得新发展机会的贫困乡村数字技能弱势农户的发展机会，研究发现，顺着数字技术变革的自然逻辑，电商技术在乡村的确制造了技术门槛，带来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但有利的乡村内部社会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自然逻辑的消极影响，为数字技能弱势农户提供发展机会，甚至缩小其过去累积的贫富差距。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经由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未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是否仍会持续增长、结构如何变化等问题关涉甚广。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结构标准化和差异分解等方法，讨论结构、规模和强度 ３ 种效应在近 ２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中的相对作用，并基于人口预测考察未来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近 ２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和强度效应，其中，城镇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农村主要源于强度效应；结构效应一直呈负向作用，后 １０ 年的负向作用大于前 １０

基于老龄健康理论研究最新文献,使用分层模型和 CLHLS2018 年数据探究农村老年人健康老龄化影响机理,并讨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促进中国农村健康老龄化。 实证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健康老龄化受到个体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共同影响。 个体内在因素主要包括农村老年人的流行病学因素、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及累积因素;而外在环境因素中除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外,城乡发展不平衡和老龄政策也是重要形塑因素。 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强农村老龄健康促进顶层设计、提升农村老年人内在能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来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数智技术正在触发知识生产范式变革，文科智能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方向。高质量数据是发展文科智能的前提。把人类积累的知识数据化是获取高质量数据的路径之一。其中，专家知识是一类不断迭代、浓缩、有着专门结构的知识，也是更具创新价值的知识。法学领域的专家知识在文科中具有典型性。以法学领域为例，专家知识的数据化可以采取“三步走”路径，即框定专家知识范围、重构专家知识结构以及设计专家知识转化技术路径等。“三步走”的专家知识数据化路径具有可推广性，既有助于夯实文科智能的数据基础，也可为推动文科知识生产范式变革迈出坚实的一步。

本文基于丧服制度对“私亲”“私尊”等问题的讨论，重新考察了“私”的含义及其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本文发现，在儒家社会思想中，“私”并非单纯指自我，亦非纯粹的贬义，而是表示相对次要的、在与核心关系冲突时须避让的关系。与“私”相对的并非“公”，而是父子关系或同体关系。父亲是否亲之、尊之，是判断自身与其关系私与否的关键。与父母的关系、与父同体的关系是差序格局的核心与轴心，由此生发的亲尊之义、爱敬之情是推己及人的真正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