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养老责任概念内涵的理解日益趋向差异化、多元化、个性化，未来谁来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养老生活负主要责任成为关注讨论的一大热点话题。本文基于2015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侧重关注成长于不同时代背景的队列，通过对比分析和logistic 回归的方法来讨论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代际队列之间养老责任观念的现状、变化及其差异性，探索可能提供解释的社会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家庭养老理念仍然占据主流但在不断弱化，养老责任主体进一步趋向多元化;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总体上社会发展平稳向好，但是也要看到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激增，社会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地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决策事项为重点，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运行的主要做法与运行成效，总结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的主要思路与政策框架，包括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顶层设

本文聚焦政治社会学研究对四十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回应：中国的社会变革之所以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变更，而是依靠名实分离的基层实践。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借以互换或共享资源，宏观上降低了大范围冲突的聚集联合。另一方面，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利益联盟的产生，这成为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也是执政之社会基础能够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作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这种基础性结构关系的作用，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而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且无法发生适应性改变的相互破坏关系，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对这

认知域不是一个界定明确的学术概念，而是围绕人类认知探索而形成的多学科领域。基于多学科探索实践的交集，我们认为，认知域的焦点集中在信息获取、信息加工、认知形成和认知影响等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形成了两个极值：面向熟悉场景的习以为常的模式化认知和面向陌生场景的心随境转的非模式化认知。以连接泛在为前提，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快速变化，推动认知场景向始终陌生化的方向发展，使非模式化认知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又与认知科学快速互动，产生了与人类认知互生的机器智能，既给增强人类认知提供了支撑，又给干预人类认知提供了机会，直接带来了人类认知独立性的失效，使以认知影响为目标的认

首先，须明确一个从纷繁复杂社会事实中提炼的观点：不是5G 带来社会变迁，而是5G 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提条件。技术本身不带来社会变迁，把技术应用在社会各层次和范围才带来社会变迁。笔者将从连通性①视角入手探索社会变迁的演进，把5G 作为影响连通属性的变量，来探讨5G 如何改变连通属性，进而如何改变社会变迁的前提条件。

本文从数据生产的过程入手，追溯统计数据造假现象的缘由。首先，误差扰动、接近值模拟和数据质量的资源投入水平，解释了数据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失真。其次，从统计作为一项国家事业发展演进的角度来说，国家能力和国家意图有时会影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并引发出制度诱导的造假行为。第三，从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过程来看，当违法收益显著高于违法成本时，数据造假现象就成了经济领域中最常见的越轨行为之一。治理数据造假的潜力也和个体的动机和理性计算直接相关: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56 个民族和13 亿多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国家精英，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之治”新时代。站在“中国之治”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却呈现出前所未有复杂多变的新格局，其中特别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将是深远及具有重要战略影响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老龄健康问题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基于以往高龄老人病态状态压缩还是病态状态扩展的讨论，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出发，采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的多期数据，根据日常生活行动能力( ADL) 、自评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水平和虚弱指数等六个涉及老年人健康的主要指标，分析 1998 年至 2014 年老年人健康程度的变动过程。从时期角度来看，六个健康指标在较年轻的样本中与较早样本的指标仅有微小波动，总体上体现出测量的稳健性;从年龄角度来看，老年人健康指标随着年龄增大而显著下降; 从队列角度来看，健康指标的变化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 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 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助力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其突出特征之一是百岁老人数量不断增多。百岁老人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特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利用 CLHLS 调查获得百岁老人的健康和死亡数据，基于 Cox

学术是自由的，但研究是严谨的。民族教育的研究中自由是有的，但严谨还缺乏。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本土理论缺位的情况下，盲目引进西方理论去研究、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民族教育，不仅不能真正做到理解，反而常常会产生误解和误识，并会在实践中误导。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西方教育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学者的教育知识社会学思想和关键术语进行分析。其次，在厘清西方理论、术语产生的制度和学术背景的前提下，指出了西方理论对我国民族教育的解释存在着局限性和失配性。最后，从“意识三态观”的综合视野，对国家知识、民族教育与文化身份及其相互的关系做出了分析。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

文章以 2015 年小普查数据为基准，比较了 2015 年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调查地点下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反映的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差异，并从调查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各种可能的调查误差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分析表明: 流出地调查得到的年龄、婚姻和流动范围结构以及流入地调查得到的居住时间结构更接近小普查; 流入地调查中的女性人口以及流出地调查中的短期流动人口和男性人口可能被过度抽样; 两种调查都偏重于低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相对忽略了大专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从调查方法论角度看，不同的应答者是调查误差( 特别是测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