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 利用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 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简单交往型、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团体组织型、助人奉献型五种类型社会参与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并探究了背后可能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显示，简单交往型、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团体组织型社会参与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工具变量回归模型验证了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因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城乡差异。机制分析证实，社会参与能够通过改善心理健康、提高身体健康、提高个体获得支持的可能性等机制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

文章基于多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分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从性别、地区、城乡、家庭四个维度剖析健康不平等的主要特征。 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差但略有改善；患慢性病率达七成且共病特征明显；ＡＤＬ失能率稳定在 １３％ 左右，但 ＩＡＤＬ 失能率提高；男性、城镇、有配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性别差异随年龄增长而扩大，地区差异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 当前，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低、村居基础设施落后、医疗资源城乡配置非均衡、家庭照料功能弱化以及预防性保健不足是制约老龄健康发展的重点因素。

在人口转变和健康转变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已经步入长寿时代。人口健康作为国家战略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且深刻的影响。中国特色人口健康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健康思想和我国传统文化为理论渊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通过对比中美日三国人口和健康转变的特点，发现中国与美日两国在实现人口健康方面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中国特色人口健康的实现路径是充分发挥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在人口健康领域的积极作用，将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作为重要的战略工具，挖掘长寿时代的健康红利，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宏观背景下，老龄公共政策是指国家或地方针对老年群体的多种特殊需求所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总和。 老龄公共政策通常应以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及其相应需求为依据而制定和实施。当下，中国老龄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性别特征，突出表现在老年人口的女性化趋势，老年女性较高的独居概率、较低的经济独立性与较差的健康状况，及其在城乡和年龄维度上的内部分化。 然而，相应的老龄公共政策却未对老年群体的性别差异予以充分重视。 研究发现，老龄政策中的性别视角较为有限，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关注不够，且重效率而轻公平。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

本文以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为背景和对话对象，讨论与此现象有关的中国人类学及其实践指向。本文对本体论进路的选择性梳理体现出中国人类学在这一多源思潮中的特别视角。本文认为，本体论转向是由多来源的实践活动引发的运动，本体政治以及当下的积极行动人类学或直接行动是其在现实层面的回响。本文最后讨论中国人类学的本体论视野，强调中国的本体论人类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知识来源和实践动力。文章以日常语言视角下的地势研究为例，讨论这一论说与金岳霖日常语言实在论的契合及其与当代日常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对当下的人类学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本体感知去看见传统人类学的“事情”。

人类的近代历史表明，城乡关系格局是一个国家现代形态的基本指针。伴随现代国家发展，人们的生计模式会不断转变，也是社会福祉迈向平等的机会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空间从以乡村为主转向以城市为主，人们的技能来源从以经验积累为主转向以公共教育为主，人们的社会福祉从以家庭或家族为主转向以国家为主。归纳起来，这些转向即人们的生计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生计来源、生活方式、社会福祉的系统性转变，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性区别，核心是生计模式的本质转变。如果说技能来源和社会福祉是人们生计模式转变的内在形态，那么，生产方式和生活空间则是生计模式的外在表现，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正是城乡关系的外显形

电车难题向自动驾驶技术 L5 场景的延伸会带来一个新难题：伦理和法律责任主体缺场。对此，自动驾驶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先进国家在规制上形成了两条路径：真人驾驶员路径和算法驾驶员路径。前者解决了主体缺失难题却不适用于 L5 场景，后者适用于 L5 场景却没有解决主体缺场难题。L5 场景的主体缺场，在本质上是社会行动者缺场，确认 L5 场景的社会行动性质有助于我们从社会互动逻辑出发寻找缺场的社会行动者。研究表明，L5 场景缺失的主体其实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关系链，处于前端的是自动驾驶车辆的制造商。

为客观探讨我国中老年人体质指数( BMI) 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 的影响，选取 2011 年和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ＲLS) 45 岁及其以上人群共 6175 案例，以 2011 － 2015 年 ADL 变化情况为因变量，BMI 为自变量，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自报经济状况、患慢病数量、吸烟、饮酒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 BMI 对 ADL 变化的影响机制。随后将 ADL 各项活动的变化情况作为因变量，明确 BMI 对 ADL

从《江村经济》伊始，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 的中国命运的关注和反思。本文希望以“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将费先生对历时态全 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纳入一个特定的时空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解释。论文具体分 析了如下五重历时态: ( 1) 1911［1840］—1949，两半社会( 半封建半殖民地) 和中国的早期现 代化，对应的是费先生早期的村庄生计研究( 以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为代表) ; ( 2)1949—1978，历时 30 年的制度性隔离( 以及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多重结构性牺 牲［structural sacrifices］)

本文从当今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出发，在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业化国家福利体制与社会政策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理论探讨和分析了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问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全球风险与大变革背景下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问题。作者指出，基于文化传统与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在社会政策实践的制度与模式既要吸收国际经验，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制度惯性与内在性，以平衡自身发展要求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反馈模式”的社会基础进行考察，发现中国过去和当前都是以小家庭为主要的家庭形态，反馈模式是在这些小家庭之间而非小家庭内部进行的。反馈模式正是在分家之后维系这些小家庭的家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小家庭在直系五服的范围内组成“直系组家庭”，向外延伸构成了小家、大家、国家等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形态。

独生女作为新型中性化养育方式下成长的一代女性，以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成长能力建构出越超传统的自我价值期望、新型的性别关系和坚实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重新建构社会性别观念、性别关系和性别自我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新女性的人生经历将有可能开创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实践，为国际社会性别平等的实践提供重要的经验.

立足中国老龄化新国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既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无疑与贯穿人口老龄化新形态、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下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强国方略下人口发展目标战略选择和多元共同体共识的理念突破高度相关。一方面,从行动到战略的脉络演进的历史层面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既是人口公共政策体系拓展、升华与完善的浓缩和写照,也是国家治理水平日趋现代化的现实样本;另一方面,从行动到战略的体制再构的实践层面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无论从战略定位、战略内涵上,还是从战略支撑、战略体系上,均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