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文章试图探讨劳动参与性别不平等的群体差异模式，检验性别因素与其他影响劳动参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此理解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扩大化的趋势。文章基于情境理性行动者分析框架，将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看作一种社会经济行动，其选择是制度与物质环境及由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交互作用型塑之资源和偏好影响/型塑的结果，是一种情境理性下的选择。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4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CFPS) 为依托，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

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 40 年。社会结构性转型趋势、职业组织氛围和公共舆论的认知排序分别作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性因素，共同形塑了各代青年人的就业观念。

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

以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田野调查 （尤其是江村调查和云南三村调查）为起点，费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可以分为两个范式，即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这两个研究范式各自隐含着种种结构性社会前提，对它们的剖析和阐述可以回答费孝通先生的两个研究范式在关于中国村庄生计的整个研究脉络中所处的理论地位。如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 （基础设施和技术心智）在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扩散有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村庄生计模式的结构性力量，对这些结构力量的阐述，表明费孝通先生所开拓的村庄生计这一研究方向，至今仍然有其经验活力和理论价值。

数字技术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学界对于数字技术影响劳动者的讨论，可分为数字技术应用导致劳动者“去技能化”和劳动者“再技能化”两类观点。从学界的争论出发，将劳动者数字技能转变视作数字技术影响的表现，通过引入“工作普惠”概念，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数据，分析劳动者数字技能水平与其工作获得、工作收入和工作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技能的普及缩小了数字鸿沟。掌握数字技能有助于劳动者获得工作和更多的工作收入，并提高其工作自主性，实现工作普惠。此外，数字技能也使工作更具包容性，有利于弱势劳动者群体融入主流工作体系。同时，揭示了不同类型数字技能对实现工作普惠的不同作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欧盟是数字规制创新的开拓者。本文基于“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等数据，刻画了欧洲 28 国在数字风险治理领域的法律规制异同，并对影响规制异同的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全与发展是各国数字风险治理的一体两面，即便有欧盟上位法的约束，各国的数字风控规制依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格局。同时，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治理实践驱动了数字风控规制的形成，而规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制度形成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异步困境”，并导致工业时代治理典范的“祛魅”和“规范性力量”的衰落，各国的数字规制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务实的试错性实践。

本文利用仿真实验数据，讨论了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对线性回归和因果推断下的平均实验效应估计量的影响。文章认为，1）样本结构偏离是集合性的联合分布偏离，而非只是单变量分布的偏离；2） 非随机的样本结构性偏差主要表现在实验效应估计量、自身系数估计量、以及与之相关 （甚至无关） 的变量系数估计量三个方面；3） 因果推论视角下，样本结构偏离会导致实验效应估计量有偏；4） 分类变量的结构性偏差会随着与真实结构的距离增大而呈非线性加快扩大趋势，特别是对实验效应的估计；5）

统计口径是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与根本。 不同统计口径对应不同的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不同的样本结构。 以 “统计口径—总量结果” 为内在逻辑， 首先比较讨论普查视角下的三种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继而利用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以真正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文章认为：户籍口径和出生地口径作为非时期指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混合样本属性和未包括县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低估问题等； 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例；

养老观念是一个慢变量。当代青年养老观念从养儿防老到多样自主发生着转折性变化，从银发经济的新视角观察当代青年养老观念的新变化，不仅是为了分析青年对老年的孝道责任、赡养消费与照料关怀等代际反哺，更是从全人口结构勾勒与衡量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素养与成本效益。当代青年养老观念呈现养老内容融合多样性、养老意识增强但行动较弱、养老投资选择多元性、银发经济政策红利提升养老金融意识、养老规划正被社会重大事件重塑等鲜明特征。从银发经济的战略价值上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养老福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由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大转折所标识的人类迈向老龄社会趋同性革命的到来， 对以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为基础的传统老年学知识体系形成冲击。 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观察、解读、引领中国式老龄化进程，并以此观照全人类老龄社会治理的老年学学科自觉和必然归宿。本研究以知识生产具有的逻辑性、情境性和自主性三重本质属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为理论逻辑起点，

梳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涉及弱关系与强关系命题的争论发现，尽管各自阵营的讨论都可以逻辑自洽，但强、弱关系或许只是表象，让强、弱关系发生作用的不是关系强、弱本身，而是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运用DAS数据和CGSS数据的分析表明，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曾经被解释为在找工作中发生影响的弱关系或强关系，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是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关系强弱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影响，取决于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程度。

中国于 2022 年首次在正常发展时期出现人口负增长，预计 2020—2060 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整体呈下降趋势，劳动适龄人口老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负面影响。2020—2040 年，预计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有一定增长。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持续延长提高了人均人力资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负面影响；其二，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在 2040 年前后仍是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他们庞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学历构成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坚实基础。但随着这批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