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中国、美国是世界前三位人口大国，也是彼此相互竞争的人口大国。文章从长时段考察 21

讨论介入人类学不得不直面的核心问题: 研究者介入的行动和倡导的价值主张是否具有客观性? 研究者的介入是基于个人的经验、经历、情感以及实质的或象征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其活动及其后果如何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布标志着人工智能迈入社会应用阶段，引发各领域对人工智能影响的讨论。在学术领域，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科学革命中计量技术带来的震动，其中，对文科的影响尤其具有颠覆性。在学术发展的历史里，文科是整体性学术在科学革命里的剩余，其中人文学科还带着整体性学术的特征。在技术发展的脉络里，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具有充分共识的概念，可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均指向对人类思维与行动能力的延展和替代。人工智能对学术领域的影响产生了学术智能，其中理科智能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路径，文科智能将会与理科智能殊途同归，文科的未来终将通过人机互生的知识创新与积累而成为人类日常需求的知识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社会参与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20年CLASS数据，采取了Logistic回归和多重中介效应的方法，量化分析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存在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认为，不但应建构立足社区的老年社会参与平台，还应在全社会贯彻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共同推动老年友好社会的形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代表作名录的设计及其在全世界的广泛实施，第一次为人类确立了文化差异条件下文化共享的公共机制，把联合国体系内通过文化达成对人的尊重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文化的不同让各种“我们”相互区分、区隔，但是非遗保护的代表作名录制度把这种认识提升了一大步，差异文化因为被特定民族定为自己的代表性文化而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当全人类因文化不同而相互欣赏与共享的格局形成时，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有机会受到尊重的文化条件就出现了。

顾 颉 刚 在 1 9 2 0年 代 观 察 妙 峰 山 庙 会 的 时 候 分 别 有 两 个 矛 盾 的 判 断 ，一 边 说 庙 会 将 要 消 亡 ，一 边说庙会将有重要的未来。后来的社会进程先是显示庙会与香会的消亡，后 又 迎 来 它 们 的 复 兴 ，再后来借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明确证实庙会和香会的未来都有保证，因为它们被认知到是地方社会的建构者和北京文化的代表者。

文化概念的定义虽然异常驳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借助对于经典定义的分析而发现沿袭其中的策略，即通过选择文化的代表性项目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以确证特定社群或民族的独特性，由此构成文化概念的代表性意涵。文化的代表性意涵曾经主要用于社群、民族的差异与区隔，但是随着“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建立与发展，代表性意涵既是社群、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得到承认的依据，也是社群、民族之间的文化共享得以落实的理由。

校友会是依学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是单位之外的社会结合方式。中国在单位制改革后释放出 新的社会结合空间，为校友会的广泛建立提供 了制度条件。随着高校从完全隶属国家体制的事业单位转变为 与行政 、市场和社 会密切结合 的公共事业 ，校友会成为新型社会 结合的一种代表性 方式 ，是具有较 大能见度 的 中国社 会 自组织的重要体现 。校友会 的研究视角有助 于审视 中国社会转型 中人 际结合方式和社会组织方 式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领域成 长的意 义。

社会分类权可界定为政治体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社会分类体制。基于思想实验，可以设置一种始祖人的原初境况，以此凸显分类实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框架中的中枢位置; 通过梳理社会分类研究的典范路标，拆解社会分类的体制化过程，以揭示社会分类权的成因及其基本样态，系统探究有偏分类权的后果，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的后果。如何实现本真分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案值得参考。

本文以技术作恶的特征性现象为讨论起点，认为技术作恶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特征：既有的社会规范无力约束新兴的技术行为。文章回顾了社会学的技术研究知识脉络，指出埃吕尔的技术化社会是理解治理困境的知识路径，技术化社会3.0版的基本特征是技术从组织化应用迈向社会化应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推动了个体化发展，也推动了行动者不可识别、不在场的场景化行动空间的发展。个体化、场景化、不可识别、不在场的叠加，让技术行为特征变得难以预见，进而让现行的属地治理逻辑失灵、规则失效，这构成了技术行动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异步，也是技术化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源。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城市、乡村的秩序和社会结构。从典型的社会学视角来看，也改变了市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联结和组织关系。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即与风险一词紧密相连。金融不仅给个体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影响作为总体的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这种影响，因被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所裹挟，而变得范围和深度更加超乎人们的想象。

中国非信徒与宗教信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的宗教徒之间的社会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型态之一。本文以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模型修正为心态地图模型。论文采用恐惧管理论的典范实验程序,通过牙痛启动和死亡显著性启动,以探究当代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大学生样本作为评价主体在世俗语境和死亡启动语境中心态地图的异同。论文发现存在显著的评价主体的内群偏好效应,非线形的死亡启动效应和中国不同宗教群体作为评价对象上的分化效应。论文期望为宗教对话、宗教宽容和宗教治理提供启发

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 ３１ 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 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 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

本文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 1990－2010 年 20 年间两性关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各个群体在男人养家观念方面均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城镇男性尤甚。这种变化既源于当下年轻人相比于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