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助力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其突出特征之一是百岁老人数量不断增多。百岁老人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特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利用 CLHLS 调查获得百岁老人的健康和死亡数据，基于 Cox 模型来筛选和确定百岁老人死亡风险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与普通老年人群体相比，百岁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因素相对比较特殊，后者的风险最重要来自于其客观健康状况，健康状况越差的百岁老人，其死亡风险越高，而其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则并不十分明显；此外，性别以及现在是否抽烟对百岁老人的死亡风险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客观揭示了百岁老人死亡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降低百岁老人死亡风险，增强其健康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是自由的，但研究是严谨的。民族教育的研究中自由是有的，但严谨还缺乏。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本土理论缺位的情况下，盲目引进西方理论去研究、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民族教育，不仅不能真正做到理解，反而常常会产生误解和误识，并会在实践中误导。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西方教育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学者的教育知识社会学思想和关键术语进行分析。其次，在厘清西方理论、术语产生的制度和学术背景的前提下，指出了西方理论对我国民族教育的解释存在着局限性和失配性。最后，从“意识三态观”的综合视野，对国家知识、民族教育与文化身份及其相互的关系做出了分析。

文章以 2015 年小普查数据为基准，比较了 2015 年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调查地点下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反映的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差异，并从调查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各种可能的调查误差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分析表明: 流出地调查得到的年龄、婚姻和流动范围结构以及流入地调查得到的居住时间结构更接近小普查; 流入地调查中的女性人口以及流出地调查中的短期流动人口和男性人口可能被过度抽样; 两种调查都偏重于低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相对忽略了大专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从调查方法论角度看，不同的应答者是调查误差( 特别是测量误差) 的重要根源。除覆盖误差外，无应答误差也是影响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建议重视样本的结构性偏差对分析结果的潜在影响，以正确地使用调查数据。

讨论介入人类学不得不直面的核心问题: 研究者介入的行动和倡导的价值主张是否具有客观性? 研究者的介入是基于个人的经验、经历、情感以及实质的或象征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其活动及其后果如何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 为此从科学研究应坚持“价值中立”立场这一信条开始。这一立场是坚持科学研究与价值介入有区别的关键。指出在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前提下，上述问题是无解的。直到最近一些年出现“本体论转向”才使上述问题的消除有了新的思路。从当下人类学本体论视角，事实与价值纠缠不再被视为认识相对主义，而具有本体性意义。建议介入人类学者，首先要按照传统人类学的方式进行深入调查和观察———这是对物理对象研究的要求。通过深入调查从而获得对包括当地社区、人和周遭世界的理解和同理心。其 次，研究者需要与当地说话者对话，要与当地人民一起工作。双方在面对共同世界基础上进行彻底解释。再次，在调查研究和一起工作基础上，试图确认和解决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代表作名录的设计及其在全世界的广泛实施，第一次为人类确立了文化差异条件下文化共享的公共机制，把联合国体系内通过文化达成对人的尊重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文化的不同让各种“我们”相互区分、区隔，但是非遗保护的代表作名录制度把这种认识提升了一大步，差异文化因为被特定民族定为自己的代表性文化而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当全人类因文化不同而相互欣赏与共享的格局形成时，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有机会受到尊重的文化条件就出现了。

顾 颉 刚 在 1 9 2 0年 代 观 察 妙 峰 山 庙 会 的 时 候 分 别 有 两 个 矛 盾 的 判 断 ，一 边 说 庙 会 将 要 消 亡 ，一 边说庙会将有重要的未来。后来的社会进程先是显示庙会与香会的消亡，后 又 迎 来 它 们 的 复 兴 ，再后来借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明确证实庙会和香会的未来都有保证，因为它们被认知到是地方社会的建构者和北京文化的代表者。

文化概念的定义虽然异常驳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借助对于经典定义的分析而发现沿袭其中的策略，即通过选择文化的代表性项目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以确证特定社群或民族的独特性，由此构成文化概念的代表性意涵。文化的代表性意涵曾经主要用于社群、民族的差异与区隔，但是随着“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建立与发展，代表性意涵既是社群、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得到承认的依据，也是社群、民族之间的文化共享得以落实的理由。

校友会是依学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是单位之外的社会结合方式。中国在单位制改革后释放出 新的社会结合空间，为校友会的广泛建立提供 了制度条件。随着高校从完全隶属国家体制的事业单位转变为 与行政 、市场和社 会密切结合 的公共事业 ，校友会成为新型社会 结合的一种代表性 方式 ，是具有较 大能见度 的 中国社 会 自组织的重要体现 。校友会 的研究视角有助 于审视 中国社会转型 中人 际结合方式和社会组织方 式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领域成 长的意 义。

社会分类权可界定为政治体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社会分类体制。基于思想实验，可以设置一种始祖人的原初境况，以此凸显分类实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框架中的中枢位置; 通过梳理社会分类研究的典范路标，拆解社会分类的体制化过程，以揭示社会分类权的成因及其基本样态，系统探究有偏分类权的后果，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的后果。如何实现本真分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案值得参考。

本文以技术作恶的特征性现象为讨论起点，认为技术作恶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特征：既有的社会规范无力约束新兴的技术行为。文章回顾了社会学的技术研究知识脉络，指出埃吕尔的技术化社会是理解治理困境的知识路径，技术化社会3.0版的基本特征是技术从组织化应用迈向社会化应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推动了个体化发展，也推动了行动者不可识别、不在场的场景化行动空间的发展。个体化、场景化、不可识别、不在场的叠加，让技术行为特征变得难以预见，进而让现行的属地治理逻辑失灵、规则失效，这构成了技术行动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异步，也是技术化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源。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城市、乡村的秩序和社会结构。从典型的社会学视角来看，也改变了市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联结和组织关系。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即与风险一词紧密相连。金融不仅给个体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影响作为总体的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这种影响，因被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所裹挟，而变得范围和深度更加超乎人们的想象。

中国非信徒与宗教信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的宗教徒之间的社会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型态之一。本文以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模型修正为心态地图模型。论文采用恐惧管理论的典范实验程序,通过牙痛启动和死亡显著性启动,以探究当代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大学生样本作为评价主体在世俗语境和死亡启动语境中心态地图的异同。论文发现存在显著的评价主体的内群偏好效应,非线形的死亡启动效应和中国不同宗教群体作为评价对象上的分化效应。论文期望为宗教对话、宗教宽容和宗教治理提供启发

本文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 1990－2010 年 20 年间两性关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各个群体在男人养家观念方面均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城镇男性尤甚。这种变化既源于当下年轻人相比于 20 年前更多认可男人养家观念的群际变化，也源于年轻男性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与年长男性日趋相似的群内变化。基于性别角色实践理论，本文考察了两性的绝对地位与相对地位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及其在历史脉络中的变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极大地形塑了两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境遇下降，导致其在家庭中相对于男性的职业与经济地位弱化，重构了两性的家庭性别角色实践样态，进而造成一种更偏向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固化。其数据支持是: 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强化了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夫妻，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度更高，相反，而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时，则会弱化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认知与支持。本文认为应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支持女性就业政策上努力，以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文章试图探讨劳动参与性别不平等的群体差异模式，检验性别因素与其他影响劳动参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此理解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扩大化的趋势。文章基于情境理性行动者分析框架，将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看作一种社会经济行动，其选择是制度与物质环境及由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交互作用型塑之资源和偏好影响/型塑的结果，是一种情境理性下的选择。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4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CFPS) 为依托，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 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式组织结构和制度、来自家庭及亲友的社会支持、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以及个体在结构和制度约束下的选择偏好( 性别角色观念) 共同型构了女性的劳动参与。

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 40 年。社会结构性转型趋势、职业组织氛围和公共舆论的认知排序分别作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性因素，共同形塑了各代青年人的就业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