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中，生计问题一直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费孝通先生早期范式和晚期范式的主要区别，一个在于其分析单位的层次上，另一个则在于架构其理论范式之理论要素的延续和变迁上。在当代语境下接续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传统，我们会看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了收缩与扩张、衰败和兴盛的多个历史循环，而国家意图则始终扮演着重新定义乡土社会的命运、从中汲取资源并施加控制和动员的强势角色。90年代以来因为单一目标出台的国家政策实际上具有扩散的、长期的，甚至是“未预期的”社会后果，它们或者潜在地导致了“乡村空心化”，或者潜在地抵制了“乡村空心化”，或者两个效应兼而有之。年轻一代乡村居民追求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的强烈心理需求、流动中的乡村居民其内心情感世界中源于乡愁的地域内聚力，以及在城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前提下，对城市相对于乡村的较高文化和审美价值的怀疑和颠覆，构成了挑战“城乡二元性”的三重社会心理认知现实。这为我们预测中国式的“逆城市化”趋势，多少增添了一些具有证据意义的心理支持。而发生在当代乡村社会的一个新型的现金内部循环、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新型代

以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田野调查 （尤其是江村调查和云南三村调查）为起点，费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可以分为两个范式，即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这两个研究范式各自隐含着种种结构性社会前提，对它们的剖析和阐述可以回答费孝通先生的两个研究范式在关于中国村庄生计的整个研究脉络中所处的理论地位。如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以及移动互联网 （基础设施和技术心智）在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扩散有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村庄生计模式的结构性力量，对这些结构力量的阐述，表明费孝通先生所开拓的村庄生计这一研究方向，至今仍然有其经验活力和理论价值。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梳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涉及弱关系与强关系命题的争论发现，尽管各自阵营的讨论都可以逻辑自洽，但强、弱关系或许只是表象，让强、弱关系发生作用的不是关系强、弱本身，而是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运用DAS数据和CGSS数据的分析表明，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曾经被解释为在找工作中发生影响的弱关系或强关系，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是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关系强弱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影响，取决于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程度。

和谐的乡村秩序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社会、政府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三股重要力量。文章以一个村庄的电商发展为案例发现，返乡创业人口触发了乡村秩序的重塑: 电商为小乡村带来了大市场，大市场推动了乡村的经济生活的重组，建构了一个线上线下开放的经济秩序; 经济秩

序的变动触动了传统乡村的权威结构，基于传统文化的资历权威依然存在，家业兴旺则让能力权威从传统结构中分离出来并赋予了年轻人，形成了双雄并立的社会秩序; 助力和引领乡村电商发展、积极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政策保障，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让政府服务融入乡村发展的大局之中，扮演组织者角色，重塑了乡村的政治秩序。政治、经济、社会三秩归一，形塑着乡村振兴的大格局。

中国对非洲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是外界理解中非关系的重要渠道。既有的研究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构建主义等视角对卫生发展援助进行了阐释。对文献的研究发现，针对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国内外的讨论聚焦在援助动机、援助效果和援助影响等三个维度，由此引申出中国符号的意义争论。在乌干达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对非洲的卫生发展援助因其更多体现着人类互助的基本精神而对中国符号构建有着独特的意义和潜力。对中国符号丰富内涵的阐发，需要对包括卫生发展援助在内的中国对援助进行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而这，正是目前对非洲援助研究中所缺乏的重要部分。

"双联户"是西藏基层组织形式的一项重要创新,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得到全面推广。西藏自治区设置"双联户"的基层组织形式,既是基于"压力型体制"的下行驱动,也与西藏地区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关。"双联户"在实践中具有三重目标取向:一是维稳,即通过权力下移来更好地维护稳定;二是发展,即整合资源增强致富能力;三是和谐,这是在稳定和发展基础上要达成的目标。作为西藏基层组织的创新形式,"双联户"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接入鸿沟曾是数字鸿沟的基本形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接入鸿沟缩小、应用覆盖性增强，也触发了互联网红利差异。在互联网资本框架下，以互联网市场为例，对红利差异来源和影响红利差异的机制进行考察发现：接入鸿沟缩小带来的是连通性的增强和平台的发展，这使人们有机会把以往投入的各类资产在互联网上转化为有差别的、组合性的互联网资本并从中受益；其中，转化规模差异和转化率差异既受两个“乘数效应”的影响，更受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并最终表现为红利差异。

2020年全国“两会”上总理专门讲到“零工经济”。当“零工”与“经济”两个现代概念组合在一起时，人们通常会以为“零工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实，早在2014年，已有文献把无雇主劳动的经济称为“零工经济”，马尔卡希的《零工经济》这部具有媒体效应的书则使零工经济更为大家所熟悉。维基百科解释，“在自由市场体系中，临时职位是常见的，企业组织与独立工作者签订短期合约，这样的产业生态被称为零工经济”。其中，“零工”（gig）是英语俚语，通常指音乐表演或舞台表演等特定时段的工作。由此引申的零工经济从业者通常指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派遣工以及临时或兼职的企业雇员。也许人们太过习惯于工业社会伴生的岗位工作，殊不知，“零工经济”这一经济形态其实是两个古老的社会现象的当下组合。

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洋城市的内涵、类别及其发展前景为主要研究问题，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具体化为对其载体——海洋城市的讨论，对中国海洋城市的内涵、类别、定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中国海洋城市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就如何建设中国海洋城市进行讨论，提出了明确海洋城市的定位和制定中长期规划、培养海洋意识、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等建议。

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鉴以往经典相关理论，尝试探讨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主要作用途径之一是信息获取机制。进一步使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 CMP) 控制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 较为稳健。同时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不利于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还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世代的健康效应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 的健康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利于缩小健康不平等。研究结果对于在互联网时代和“健康中 国”战略实施背景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和缩小国民健康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简单交往型、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团体组织型、助人奉献型五种类型社会参与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并探究了背后可能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显示，简单交往型、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团体组织型社会参与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工具变量回归模型验证了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因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城乡差异。机制分析证实，社会参与能够通过改善心理健康、提高身体健康、提高个体获得支持的可能性等机制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

本文以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为背景和对话对象，讨论与此现象有关的中国人类学及其实践指向。本文对本体论进路的选择性梳理体现出中国人类学在这一多源思潮中的特别视角。本文认为，本体论转向是由多来源的实践活动引发的运动，本体政治以及当下的积极行动人类学或直接行动是其在现实层面的回响。本文最后讨论中国人类学的本体论视野，强调中国的本体论人类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知识来源和实践动力。文章以日常语言视角下的地势研究为例，讨论这一论说与金岳霖日常语言实在论的契合及其与当代日常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对当下的人类学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本体感知去看见传统人类学的“事情”。

人类的近代历史表明，城乡关系格局是一个国家现代形态的基本指针。伴随现代国家发展，人们的生计模式会不断转变，也是社会福祉迈向平等的机会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空间从以乡村为主转向以城市为主，人们的技能来源从以经验积累为主转向以公共教育为主，人们的社会福祉从以家庭或家族为主转向以国家为主。归纳起来，这些转向即人们的生计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生计来源、生活方式、社会福祉的系统性转变，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性区别，核心是生计模式的本质转变。如果说技能来源和社会福祉是人们生计模式转变的内在形态，那么，生产方式和生活空间则是生计模式的外在表现，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正是城乡关系的外显形态，也是人们可以感受、体验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