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向自动驾驶技术 L5 场景的延伸会带来一个新难题：伦理和法律责任主体缺场。对此，自动驾驶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先进国家在规制上形成了两条路径：真人驾驶员路径和算法驾驶员路径。前者解决了主体缺失难题却不适用于 L5 场景，后者适用于 L5 场景却没有解决主体缺场难题。L5 场景的主体缺场，在本质上是社会行动者缺场，确认 L5 场景的社会行动性质有助于我们从社会互动逻辑出发寻找缺场的社会行动者。研究表明，L5 场景缺失的主体其实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关系链，处于前端的是自动驾驶车辆的制造商。

为客观探讨我国中老年人体质指数( BMI) 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 的影响，选取 2011 年和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ＲLS) 45 岁及其以上人群共 6175 案例，以 2011 － 2015 年 ADL 变化情况为因变量，BMI 为自变量，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自报经济状况、患慢病数量、吸烟、饮酒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 BMI 对 ADL 变化的影响机制。随后将 ADL 各项活动的变化情况作为因变量，明确 BMI 对 ADL 各项活动变化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大、女性、未受正规教育、农业户口、经济水平贫困、患慢病数量较多的人容易出现活动能力恶化。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BMI 值对 ADL 变化具有显著影响，BMI 值每增大 1 个单位，ADL变差的概率相对于不变的概率增加 2． 3% ( ＲＲ 1． 023，CI1． 002 － 1． 045) ，更容易发生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下降。而相对于正常体质，非正常体质( 偏瘦、超重和肥胖) 对 ADL

从《江村经济》伊始，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 的中国命运的关注和反思。本文希望以“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将费先生对历时态全 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纳入一个特定的时空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解释。论文具体分 析了如下五重历时态: ( 1) 1911［1840］—1949，两半社会( 半封建半殖民地) 和中国的早期现 代化，对应的是费先生早期的村庄生计研究( 以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为代表) ; ( 2)1949—1978，历时 30 年的制度性隔离( 以及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多重结构性牺 牲［structural sacrifices］) ，对应的是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到取消的学科命运和当时代 重要社会实践的历史演进; ( 3) 1979—2008，改革开放和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应的 是费先生提出的发展模式论( 其主要理论要素为内生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 ( 4) 文化自觉作为 消减中国悖论( 经济上的融入与政治上的怀疑)

本文从当今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出发，在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业化国家福利体制与社会政策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理论探讨和分析了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问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全球风险与大变革背景下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问题。作者指出，基于文化传统与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在社会政策实践的制度与模式既要吸收国际经验，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制度惯性与内在性，以平衡自身发展要求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反馈模式”的社会基础进行考察，发现中国过去和当前都是以小家庭为主要的家庭形态，反馈模式是在这些小家庭之间而非小家庭内部进行的。反馈模式正是在分家之后维系这些小家庭的家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小家庭在直系五服的范围内组成“直系组家庭”，向外延伸构成了小家、大家、国家等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形态。

独生女作为新型中性化养育方式下成长的一代女性，以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成长能力建构出越超传统的自我价值期望、新型的性别关系和坚实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重新建构社会性别观念、性别关系和性别自我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新女性的人生经历将有可能开创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实践，为国际社会性别平等的实践提供重要的经验.

立足中国老龄化新国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既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无疑与贯穿人口老龄化新形态、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下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强国方略下人口发展目标战略选择和多元共同体共识的理念突破高度相关。一方面,从行动到战略的脉络演进的历史层面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既是人口公共政策体系拓展、升华与完善的浓缩和写照,也是国家治理水平日趋现代化的现实样本;另一方面,从行动到战略的体制再构的实践层面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无论从战略定位、战略内涵上,还是从战略支撑、战略体系上,均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样貌、理论形态和逻辑体系。

算法在不断提高人类生产、生活和治理效率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困扰，一些负面影响甚至被归咎于算法。其实，算法并非在当下突然产生，而是一份社会历史遗产。在算法的演进中，古典算法和传统算法都曾给社会带来困扰，最终还是社会力量主导了算法发展的方向，让算法回到了以人为本的向善。算法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为市场立规，可运用算法向善 ；为企业谋发展，并非与算法向善相抵触。

以农村基层防疫为背景，从个案村庄防疫过程的“社会事实”出发，运用“过程 - 事件分析”对赣南沅边村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进行考察，着重探索了村庄防疫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发现，在具有较强集体信任基础的农村地区，村委会和精英村民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进行动员，最终形成了以村委会为核心，精英村民为骨干，村民广泛参与的多层级村庄防疫共同体，有效阻断了疫情的蔓延。村庄防疫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全体村民利益基础之上，乡村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共同体形成的组织保障，村民的共同情感和村庄认同是维系共同体的纽带。村庄防疫共同体以情感纽带为内核，是在特定的疫情威胁中村民为共同抵御风险而形成的复合型功能共同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近日公布，数据反映出我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着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

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其中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引起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

一段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面对这一新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整体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特点，不只是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更重要的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带来人口结构的本质性变化，以及因此带来的社会关注焦点的转变。一方面，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亟需在公共政策上重视老龄人口资源，消极养老不仅是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也是对老龄人口社会价值的忽视，更是对老龄人口作为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在不同人群之间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平等，超过人口总数1/4的老年群体是数字社会的弱势群体，在挖掘老龄社会资源价值的同时，为老龄社会人口赋能，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人口老龄化与数字信息化时代的交融发展加剧了老年群体在融入数字生活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为此构建老年数字鸿沟治理体系刻不容缓。基于数字鸿沟和知沟理论视角构建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具体解析数字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的具体表现、形成根源及其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在此基础上，明确老年数字鸿沟治理应坚持以人为本和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参与式治理、包容性治理、全方位治理、可持续治理为主要理念，将数字鸿沟治理的主要目标设立为普遍消除信息技术门槛、实现全体老年人公平发展、老年人数字化社会融合程度全面提升。此 外，进一步阐述了老年数字鸿沟治理思路和战略构想，主要包括顶层制度建设、数字基础接入设施建设、线上与线下适老化建设、信息能力与素养建设和年龄友好环境建设等。

数字技术变革为乡村发展带来新契机，乡村电商创业成为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建设的新现象。本文通过对山东省菏泽市多次实地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乡村电商创业兴盛是可见结果，在国家政策和支农惠农项目普惠的前提下，影响结果的一个因素是电商经营模仿与创新的持续和深化，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中，熟人社会为模仿与创新提供社会正当性，是必要条件; 线上市场为模仿与创新提供巨量市场和资源，是充分条件; 乡村能人则是点燃模仿与创新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是充要条件。三者组合，缺一不可。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运用仿真实验方法，对“熟人社会—线上市场—能人触发”模式进行了模拟检验，获得了与实证分析一致的结果。

在回顾组织退出讨论中的企业生命周期和企业家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影响互联网电商平台上创业组织退出的因素，提出了组织退出的“竞争—淘汰”机制与“自主退出”机制，发展并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设，试图论证在电商平台上，“自主退出”机制更为凸显。研究数据来自 2012 年的“谁在开网店”项目和 2016 年的追踪调查。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电商创业者只是将经营电商作为体验性或机会性选择，以此区分的电商创业者类型对退出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已蕴含在创业目的中的潜在退出动机得以激发，并为自主选择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自主选择对理解 ICT 环境下创业企业组织的退出更加重要。

本文是对建立中国社会理论基础的一个尝试性探索。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在处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方面的问题时难以深入，其

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认识，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瓶颈。本文从中国传统的家庭理论入手，以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为切入点，深入讨论父子关系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差序格局和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解。本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一体的思想源于“一本”的社会意识，即以父母为本而非以天为本或以神为本，这在中国传统的祭礼中有明显体现。“一体”是指“父子一体”“母子一体”，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在中国经典文本中有突出表现，本文对与此相关的儒家典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阐释。“一本”和“一体”的社会意识构成了以“孝”为本的社会伦理体系，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相互呼应。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孝并非一种私德，而是一种具有基础作用的“公德”，孝是众德之本，一个真正的孝子也会是一个忠臣。“孝”背后的一本和一体意识也是我们理解差序格局概念以及当今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论基础。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取决于这种深层的社会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