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人口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新时期和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累积性、滞后性、传导性、时空性、长周期性等鲜明特征，在人口数量安全、人口质量安全、人口结构安全、人口分布安全以及人口公共安全等方面都面临新风险和新挑战，其首要问题已经转变为持续超低生育率累积的长周期性人口负增长问题。维护和保障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以人口高质量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战略新要求，增强全民人口风险意识，把握人口安全问题的次序性和优先性，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政策和人口风险动态预警体系，健全防范人口风险长效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人口安全道路，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人口治理体系革新，彰显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责任担当。

从先成家后立业到先立业后成家的转变是我国青年向成年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趋势，这种转变敦促我们重新审视初婚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已有关于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初婚时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初婚时间的早晚效应，这种解释遮蔽了其影响初婚时间的快慢效应。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２０１８ 年数据，使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将风险期起点从 １５ 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发现，教育和工作类型会对个体初婚时间的快慢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初婚越快；相比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快。 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初婚队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这为我们理解当前青年人的婚姻问题提供了参考

基于 HAPC-CCＲEM 模型，本文使用 CFPS 2010—2020 年数据，从动态视角和交叉视角分析了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收入和性别上存在分化，且随着年龄增长和时期发展不断扩大，在出生队列上出现“奇异值”和复杂变动。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别交叉结构上存在分化，教育对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明显，但这种效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弱; 从时期来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各教育组人群中保持稳定; 从出生队列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人群中，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持续存在。

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 利用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 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 出生地信息具有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口径的研究视角，应加强迁移流空间扩散趋势、双向迁移流的存在条件与因果机制等研究

文章基于多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分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从性别、地区、城乡、家庭四个维度剖析健康不平等的主要特征。 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差但略有改善；患慢性病率达七成且共病特征明显；ＡＤＬ失能率稳定在 １３％ 左右，但 ＩＡＤＬ 失能率提高；男性、城镇、有配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性别差异随年龄增长而扩大，地区差异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 当前，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低、村居基础设施落后、医疗资源城乡配置非均衡、家庭照料功能弱化以及预防性保健不足是制约老龄健康发展的重点因素。 下一步需要坚持全生命周期和积极老龄观理念，加强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夯实设施、制度和资源基础，深化康养服务内核，促进农村老龄健康高质量、可持续、公平发展。

在人口转变和健康转变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已经步入长寿时代。人口健康作为国家战略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且深刻的影响。中国特色人口健康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健康思想和我国传统文化为理论渊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通过对比中美日三国人口和健康转变的特点，发现中国与美日两国在实现人口健康方面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中国特色人口健康的实现路径是充分发挥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在人口健康领域的积极作用，将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作为重要的战略工具，挖掘长寿时代的健康红利，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宏观背景下，老龄公共政策是指国家或地方针对老年群体的多种特殊需求所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总和。 老龄公共政策通常应以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及其相应需求为依据而制定和实施。当下，中国老龄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性别特征，突出表现在老年人口的女性化趋势，老年女性较高的独居概率、较低的经济独立性与较差的健康状况，及其在城乡和年龄维度上的内部分化。 然而，相应的老龄公共政策却未对老年群体的性别差异予以充分重视。 研究发现，老龄政策中的性别视角较为有限，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关注不够，且重效率而轻公平。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性别公平视角的老龄公共政策评估分析框架，从老年人口生活现状中的性别因素出发，通过考察为老服务、养老保障和老年医保三大领域，探究了老龄公共政策在性别公平方面的突出挑战及其成因。 当前，中国老龄政策体系面临着养老照料不充分、经济保障不到位、医疗资源不均衡等现实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化，以性别公平视角推动老龄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将有助于改善老年女性的现实处境，并促进性别平等。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 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在信息化与老龄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不断深入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其中，短视频以便捷娱乐的鲜明特点得到了迅速推广，尤其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然而，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产品，一方面无差别地对所有人开放，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剧原有的不平等结构。因此，研究旨在探究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群体差异与作用机制。基于2023年全国代表性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抽样查研究主要采用OLS回归模型分析了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了社会联结的中介效应和孤独感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短视频使用频率越高，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分群体来看，这种影响在中年群体和中老年女性中更为显著，但在老年群体和中老年男性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就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联结而非社会网络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就作用条件来看，家庭子女数和孤独感知度分别发挥了单一门槛效应。可以预见，推广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产品使用，将成为数字时代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必经之路。

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呼唤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创新发展。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模式类型多样，其模式运作的重要内生动力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统筹领导力、专业社会服务组织与财政集约利用的同步发力、文化传统浸润与乡土社会网络催生出的互助力、农户资产禀赋的高效转化与集体经济发展需求的相互作用力。不过，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仍有不足，突出表现在人口要素支撑不足、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参差不齐、养老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较低、养老服务资源存在错配、养老服务质量评估监管困难等。为此，需要从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市场化进程、挖掘在地资源、构建多主体共建共治机制等方面来增强农村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青年发展作为我国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青年发展工作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完成的收官之年，也即将迎来“十五五”规划的谋划之年。站在国家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已经初步形成、国家人口发展发生巨大转变国家经济形势面临重大挑战，青年发展依旧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等新的环境背景下，“十五五”时期的青年发展规划也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其中重点任务也与以往侧重明显不同。下一阶段的青年发展工作要着力应对经济结构性矛盾、中度老龄化社会、社会个体化趋势、代内分化趋势、网络多元化冲击等一系列全新挑战，加强考量如何培养青年新质人才、纳入全生命周期和代际共融视角衔接新时代人口国情、打通青年社会参与渠道、精准对接青年需求、借助数字浪潮引领青年价值追求、完善多层次的青年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重点任务，实现以青年群体为本，真正促进青年群体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新时代青年作为“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力量的重要作用。

知识创新范式、知识传播范式和知识扩散范式是三重相互关联且机制各异的不同指称。当三重范式组合为一个协同体系时，便是知识生产范式。知识生产与人类历史相伴随，源远流长。当我们用知识生产范式去分析时，会发现范式革命的次数极其稀少，除了古代社会对理性运用的残缺范式，在遇到新一代人工智能之前，也就只有从科学革命开始建立的完整范式。以 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正在重构人类的知识生产，形成人类与机器互生的知识生产新范式。

不同的统计口径对应着不同的人群，并对应着不同的样本结构，进而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存在结构性偏差。针对户籍口径与5年前常住地口径，本文利用七普数据，描述比较分析了两种口径下的中国迁移流动人口、以及5年前常住地口径下的户口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户籍口径下的流量与存量流动人口这三组样本间的结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这三对迁移流动人口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因此，实证分析应注意研究问题与分析样本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且，在强调年龄选择性和空间分布等特征的同时，应重视通过描述结构及其变化，以揭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新变化与新趋势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人口发展深度转型的重要节点。 “十五五”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准确识别人口规模、结构、素质、分布等要素呈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时把握当前人口发展的潜在机遇和堵点难点，根据人口发展新格局适时调整应变思路，不断推进人口自身均衡发展，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从长远来看，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还需要纵向锚定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应对未来人口发展新变化的超前预案。

：围绕性别分工、性别观念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现有文献欠缺夫妻双方的分析视角和互动情境的问题意识。 本文

使用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构建情境视角下的分析框架，以考察经济和家务维度的性别分工实践以及夫妻性别观念互动如何共同形塑婚姻满意度。 研究发现：首先，“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传统分工无法达成两性满意的婚姻，当代中国女性要求丈夫既能挣钱养家也能分担家务，男性虽然要求妻子操持家务，但也看重妻子的经济贡献。 其次，基于夫妻双方性别观念的交织对观念互动进行分类，性别观念冲突的类型不利于提升婚姻满意度，个体对配偶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重视程度随互动类型而变化，“丈夫现代—冲突型”中夫妻对彼此承担经济责任的要求存在矛盾，表明分工实践与观念互动交互作用于婚姻感受。 最后，与性别分工实践相比，夫妻间性别观念契合对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而言更为重要，同时需要关注两种影响在不同婚姻队列和城乡地区间存在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