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大数据的挑战，社会学的优势在哪里呢？社会学曾经的优势有调查数据，有分析数据，有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这是实证社会学最核心的三部分，构成了实证社会学独特的知识能力。但是今天，这一切变了，社会学只剩下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这一个优势了。调查数据的优势，在慢慢失去；分析数据的优势，也在慢慢丢失。唯一剩下的或许只有运用数据知识的积累了。未来，如果社会学不能掌握大数据运用的知识与能力，没有超过其他学科的想象力和建模能力，基本上，社会学学者将完全沦落为各类组织的劳工。

裴宜理《安源》一书将当前的改革放置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通过回溯安源工人运动实践来发掘革命传统，主张我们应汲取革命遗产中的那些有益部分，来为改革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抗议提供化解方案。本文试图对革命传统在改革时期的适恰性进行再审视，认为安源传统作为中国革命传统的一脉，的确提供了关于社会尊严与平等的认知，然而其背后的形成与演变逻辑决定了安源传统在理解与改善当前社会群体生存状况上的脆弱性，重拾安源传统缺乏“政治”与“社会”上的支撑。

本文讨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风险分担规则不确定问题，即有关金融交易风险由谁分担、如何分担和分担依据等的规则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难以确定。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制度矛盾是微观层面规则不确定的结构性根源。制度矛盾通过思想观念和物质利益两个层面，赋予微观行动者具有冲突性的合法性理据和利益驱动力，诱发投资者、地方政府、中介机构之间关于风险分担规则的规范博弈与利益博弈，导致风险自担规则与风险共担规则的竞争格局；博弈过程中，多重合法性宣称以及多重角力机制的搭配组合，使得实际运行的风险分担规则呈现出不确定状态。

杨庆堃所著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本经典之作，但学界对其核心概念“混合宗教”（diffused religion）和“独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存在诸多误解。这组概念脱胎于瓦哈的“合一性宗教”（identical religion）和“专一性宗教”(special religion)。在其中文著作《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中，杨庆堃把“diffused religion”译为“混合宗教”，把“institutional religion”译为“独立宗教”。然而，这一译法几乎被中文学界所忽略；与此同时，学界对“diffused religion”一词的中文译法不下十余种，而“institutional religion”则被统一译为“制度性宗教”。从杨氏本意来看，这或许是一种误译，许多误解也就由此产生。在杨氏的论述中，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之间不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差异，也不是“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差异，而是“混合”与“独立”的差异。在厘清诸多误解的同时，本文也试图对《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经典性进行解读。

本文梳理和考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将其分为“接轨”与“自觉”两个阶段，并指出“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精神”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本文就对接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是构成“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提供了可能。

本文以《江村经济》为例，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农工混合是一种独特的中国道路“模式”，还是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经济形态？第二，燕京社会学派的真正角色，是否是提出这一“本土模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本文指出，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与一系列社会基础条件的状况有关，《江村经济》采用当时国际社科学界公认的分析逻辑，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治学的方式来认识中国的经验现实。故燕京学派作为社会学群体的角色，以现代社会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来概括更准确。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

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技术的组织合法性分析框架，用以揭示技术在组织中应用成功的条件机制。文章通过回顾信息技术ERP在某国企历时9年的应用历程，展示了一项新技术在组织中应用或推进或停滞的曲折遭遇是如何与其组织合法性（包括绩效合法性、任务合法性以及价值合法性）相对应关联的。研究表明，技术应用成功需要足够的组织内部合法性作支撑。其中，绩效合法性是基础；在技术绩效不确定的情形下，任务合法性为技术应用保证了组织正式层面的资源投入，启动、加速技术应用；价值合法性提供非正式的资源投入，在危机时保存技术，在应用期间促进应用。

文章从触发地区产业发展的新柑橘岛种引种入手，探讨乡村秩序变迁与重构的逻辑运用“国家一市场一社会”三角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新柑橘品种引种之前，定塘镇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之间处于相互支持的相对平衡状态。新柑橘品种的引种与扩种，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一方面，社会、经济、政治行动者沿着各自的行为逻辑有序行动，协同服务于开发红美人产业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这一共同目标，在达成新的秩序平衡的同时，形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秩归一”。另一方面，在新平衡之下，又涌动着三种秩序分化：农民和商人因秉持经营理念的差异，形成经济秩序的分化；品种红利分配的差异又带来了内部、外部社会秩序的分化；在经济、社会秩序的分化中，农民和商人不倾向诉诸政府，因与政绩无关，政府也无意介入干预，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分化：本文建议：在产业兴旺中，政府应着重关注技术和产业红利差异带来的社会分化，让大多数人从中受惠，建构和谐的经济秩序，进而促进治理有效的政治秩序。

资源依赖理论在解释组织间关系时关注组织间的双边权力，当其被置于组织网络结构中时，经典的权力机制是否还具有解释力？本文以在线教育组织为案例，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组织网络结构对组织间资源依赖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组织网络中，用户通过表达差异化需求，组织通过改变信息沟通结构，实现了组织间的目标协同、信息共享和信任增强，突破了经典资源依赖理论的权力机制，形成了资源利益基础上的合作机制。

在讨论复杂性与社会现象关联特征的基础上，我们梳理了探索复杂性的方法及其演进，回顾了社会学家们对复杂性的探索与贡献。伴随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与复杂性的关联更加密切，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学家们了解复杂性研究的相关知识与进展，积极参与其中，是回应时代挑战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拥抱复杂性也为拓展社会学边界提供了新的机会。

人类政治史可浓缩为三种继替模式: 专制政治、解放政治和认同政治。认同政治的勃兴仰仗系列的思想史条件，如个体、自我和同一性/认同观念的涌现。认同政治历经承认政治、本真承认政治和本真分类政治，其标志依次是“为承认而斗争”“为本真承认而斗争”，以及“为本真分类而斗争”。认同政治期许在暴力革命的方案之外，直面强权 － 资本场对生命体的钳制和霸凌。其目标指向本真分类和生命尊严，以消除“承认鸿沟”，迈向“可持续自由”。解蔽被遮蔽的社会分类权，以戳穿强权 － 资本场的狰狞 － 温情面纱。秉承“文化自觉”的警醒和反思，弘扬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在承认所有人类生命同等禀赋珍贵价值和尊严基础上的本真政治方案中，只标注年龄的至简分类技术也许是最优选项之一。

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从宏观层面的现代化变迁和微观层面的父代资源、代际社会经济地位角度研究代际同住老年人家庭地位的影响因素，应用赫克曼定序 Probit 模型处理代际同住的样本选择问题。研究发现近年来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参与家庭经济决策状况有所改善，但仍有近半老年人对除自己开支外的家庭经济决策无权做主; 老年人家庭权力并未随着现代化发展持续降低，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和东部地区老年人其家庭权力反而高于农村和中西部老年人; 家庭权力在性别间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老年人自身的物质和劳务资源以及相对于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可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权力。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应完善老年社会支持体制，构建平等和谐的家庭代际文化，更加关注多重弱势叠加的老年人状况。

本文把中国社会学学科史分解为社会学思想传入和翻译阶段( 1895—1920) 、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 1921—1952) 、社会学恢复阶段( 1979—1998) 和社会学常规化阶段( 1999—2018) 四个内部分期，并对这四个时段内社会学本土化( 运动) 的源起和表现特征做了初步阐析，认为外部学术要素卷入( 或中外学术态势对比) 、内生学术结构特征的变动和技术及其他支持体系的约束( 或促进) ，构成了理解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之兴起和形塑的知识社会学框架的三大核心要件。文章继而对当代社会学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争议中我们认为较为中肯的几个代表性意见进行了特别回顾。最后，文章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演进的宏大脉络中，本土化和国际化/全球化之争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毋宁说其表征的是学者们在各自学力养成基础上的一个“价值有涉”的立场和偏好而已。因此，无论是在研究议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将或者调和持不同立场者间的争端，或者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福利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特征。社会福利的水平、构成和分配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模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福利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和发展,而既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学划分,既不能完全涵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制度特征,也不能阐释非西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体制内涵。因此,回顾和探究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源流与发展,发掘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及其做出的调整和变革,对于推进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兴趣不减。然而，针对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二者之间关联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韦伯的主要文本和相关历史素材，讨论在1890-1920年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韦伯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联系，进而深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在动荡岁月和生命最后阶段的韦伯，一直没有停止对学术与政治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放弃作为教师的治学理性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热情。但是，韦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政治自身的局限性，他明确提出政治的不可能是基于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会对公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