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的先驱，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依然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韦伯的代表作和重要的历史线索及相关研究文献出发，深入论述了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德国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关联，阐述了韦伯思想中一贯的政治理念与变化地历史环境对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韦伯的思想遗产对转型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涵。

21 世纪之后，加速度的人口老龄化正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一项新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长期战略选择。鉴于上述宏观背景，国家明确提出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进而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这也成为政策决策者、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为此，本专题刊发的三篇文章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新国情背景下城乡养老服务模式差异性及其发展前景.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目前，健康长寿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并且学界开始关注长寿时代高龄老人的健康指标变化特征及趋势。为了实现健康老龄化，进一步增进老年人生活福祉，利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数据，从队列的视角出发，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DL) 、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IADL) 、自评健康( SＲH) 、认知能力( MMSE) 、精神健康( MH) 、虚弱指数( FI) 六项指标来探究同一队列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91 ～ 106 岁的变化趋势) ，并比较90 岁以上高龄老人与百岁老人之间的健康状况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虽然高龄老人和百岁老人群体中女性老人的比重大于男性，但男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总体上要好于女性老年人，在90 岁高龄老人到百岁老人的健康变化发展中，“选择性生存”效应明显。

人口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和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与及时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与新走向，对战略、前瞻、有效应对国家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检索并分析文献数据库中近年来收录的人口学重要文献，归纳出新时代我国人口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为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并对各核心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详述。通过明确目前人口发展转向背景及人口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预计未来人口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建构、人口红利的变化新特点及其轨迹、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研究及其顶层制度设计、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走向及其配套措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其内在动力以及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在人口发展发生明显转向的新形势下，未来人口学研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从而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异地养老新方式顺应新时代社会转型需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异地养老经历了初步萌芽、持续推进、加速发展三大发展阶段，各地在政策与实践层面也先后进行探索。现阶段异地养老模式主要分为机构抱团疗养型、候鸟式安居养老型、季节性休闲度假型、互动式旅游养老型、移居探亲交友型五种类型，每一类型均有其独特优势和不足之处。由于养老政策统筹难度大、传统养老思想难冲破、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异地养老配套不完备等因素，异地养老遭遇发展瓶颈。但长远来看，异地养老模式的发展前景广阔，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破政策与法律瓶颈，发展多样化异地养老服务，培育新型养老文化，搭建全国性异地养老服务平台，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服务队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养老责任概念内涵的理解日益趋向差异化、多元化、个性化，未来谁来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养老生活负主要责任成为关注讨论的一大热点话题。本文基于2015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侧重关注成长于不同时代背景的队列，通过对比分析和logistic 回归的方法来讨论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代际队列之间养老责任观念的现状、变化及其差异性，探索可能提供解释的社会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家庭养老理念仍然占据主流但在不断弱化，养老责任主体进一步趋向多元化; 不同成长背景下的队列人群在养老责任观念上存在显差异，年老一代历经社会变迁和与子女分居的现实，逐渐接受非子女养老的形式，而年轻一代大多数依旧把赡养父母作为自己应尽的孝义; 在控制人口变量后，经济因素、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等可能对不同代际人群的养老责任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方位了解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与养老文化，有利于处理好传统文化对于养老照料的意义，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提供养老服务和保障，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挑战。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总体上社会发展平稳向好，但是也要看到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激增，社会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地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决策事项为重点，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运行的主要做法与运行成效，总结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的主要思路与政策框架，包括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明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精准定位，更加注重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保障机制，更加注重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防范预警机制。

本文聚焦政治社会学研究对四十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回应：中国的社会变革之所以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变更，而是依靠名实分离的基层实践。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借以互换或共享资源，宏观上降低了大范围冲突的聚集联合。另一方面，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利益联盟的产生，这成为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也是执政之社会基础能够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作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这种基础性结构关系的作用，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而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且无法发生适应性改变的相互破坏关系，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对这一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解答了体制连续性与快速变革为何会同时共存的原因。这一补充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多重路径：它既可以沿着对抗—制度此消彼长的正面冲突方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冲突的“名实分离”方式演进。

首先，须明确一个从纷繁复杂社会事实中提炼的观点：不是5G 带来社会变迁，而是5G 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提条件。技术本身不带来社会变迁，把技术应用在社会各层次和范围才带来社会变迁。笔者将从连通性①视角入手探索社会变迁的演进，把5G 作为影响连通属性的变量，来探讨5G 如何改变连通属性，进而如何改变社会变迁的前提条件。

本文从数据生产的过程入手，追溯统计数据造假现象的缘由。首先，误差扰动、接近值模拟和数据质量的资源投入水平，解释了数据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失真。其次，从统计作为一项国家事业发展演进的角度来说，国家能力和国家意图有时会影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并引发出制度诱导的造假行为。第三，从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过程来看，当违法收益显著高于违法成本时，数据造假现象就成了经济领域中最常见的越轨行为之一。治理数据造假的潜力也和个体的动机和理性计算直接相关: 当我们把纯粹物质性的理性计算模型扩展到纳入社会成本和群体动力机制之后将会发现，社会交往网络和同伴群体内部伦理声誉的受损，将会比物质违法成本的提高更能约束数据造假行为。最后，本文还讨论了数据造假问题的直接伦理损失和技术在治理数据造假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两面性。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56 个民族和13 亿多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国家精英，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之治”新时代。站在“中国之治”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却呈现出前所未有复杂多变的新格局，其中特别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将是深远及具有重要战略影响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老龄健康问题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基于以往高龄老人病态状态压缩还是病态状态扩展的讨论，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出发，采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的多期数据，根据日常生活行动能力( ADL) 、自评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水平和虚弱指数等六个涉及老年人健康的主要指标，分析 1998 年至 2014 年老年人健康程度的变动过程。从时期角度来看，六个健康指标在较年轻的样本中与较早样本的指标仅有微小波动，总体上体现出测量的稳健性;从年龄角度来看，老年人健康指标随着年龄增大而显著下降; 从队列角度来看，健康指标的变化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病态状态扩展主要存在于较年轻队列的老年人，而较年长队列则更多体现为病态状态压缩。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 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 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 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 公共治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