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中国、美国是世界前三位人口大国，也是彼此相互竞争的人口大国。文章从长时段考察 21 世纪中、美、印三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发现美国的人口发展变化呈现“稳定持续型”，印度则是“壮大发展型”，其变化都将继续支持和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呈“缩减衰落型”，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朝着迅速减弱人口实力和国家实力的轨迹方向发展。对此，文章提出要优化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从百年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把“人口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之中，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以观念转变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具体而言，亟须提升生育水平，全面落实各项配套政策；提高新生劳动力质量，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 利用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 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 出生地信息具有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口径的研究视角，应加强迁移流空间扩散趋势、双向迁移流的存在条件与因果机制等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宏观背景下，老龄公共政策是指国家或地方针对老年群体的多种特殊需求所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总和。 老龄公共政策通常应以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及其相应需求为依据而制定和实施。当下，中国老龄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性别特征，突出表现在老年人口的女性化趋势，老年女性较高的独居概率、较低的经济独立性与较差的健康状况，及其在城乡和年龄维度上的内部分化。 然而，相应的老龄公共政策却未对老年群体的性别差异予以充分重视。 研究发现，老龄政策中的性别视角较为有限，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关注不够，且重效率而轻公平。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性别公平视角的老龄公共政策评估分析框架，从老年人口生活现状中的性别因素出发，通过考察为老服务、养老保障和老年医保三大领域，探究了老龄公共政策在性别公平方面的突出挑战及其成因。 当前，中国老龄政策体系面临着养老照料不充分、经济保障不到位、医疗资源不均衡等现实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化，以性别公平视角推动老龄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将有助于改善老年女性的现实处境，并促进性别平等。

中国于 2022 年首次在正常发展时期出现人口负增长，预计 2020—2060 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整体呈下降趋势，劳动适龄人口老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负面影响。2020—2040 年，预计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有一定增长。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持续延长提高了人均人力资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负面影响；其二，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在 2040 年前后仍是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他们庞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学历构成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坚实基础。但随着这批人在 2040—2050 年步入退休高峰期，人力资本存量将急剧下降，2050—2060 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将继续回落。今后 20 年是抑制未来人力资本存量锐减的重要机会窗口，要努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以回应西方学者Adrian

基于 HAPC-CCＲEM 模型，本文使用 CFPS 2010—2020 年数据，从动态视角和交叉视角分析了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收入和性别上存在分化，且随着年龄增长和时期发展不断扩大，在出生队列上出现“奇异值”和复杂变动。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别交叉结构上存在分化，教育对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明显，但这种效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弱; 从时期来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各教育组人群中保持稳定; 从出生队列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人群中，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持续存在。

认知域不是一个界定明确的学术概念，而是围绕人类认知探索而形成的多学科领域。基于多学科探索实践的交集，我们认为，认知域的焦点集中在信息获取、信息加工、认知形成和认知影响等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形成了两个极值：面向熟悉场景的习以为常的模式化认知和面向陌生场景的心随境转的非模式化认知。以连接泛在为前提，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快速变化，推动认知场景向始终陌生化的方向发展，使非模式化认知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又与认知科学快速互动，产生了与人类认知互生的机器智能，既给增强人类认知提供了支撑，又给干预人类认知提供了机会，直接带来了人类认知独立性的失效，使以认知影响为目标的认知域成为科学竞争的最前沿、大国博弈的新舞台。

如何将青年人纳入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从而完成世代的更替，是从前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全谱系社会形态的一个核心任务；而当代学术的关注焦点则在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推动和形塑之下，来理解社会的这一核心任务。本文尝试以这一宏大学术议题为背景，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境遇：线下疏离、线上活跃。本文从地位获得和地位保卫理论出发，以当代中国青年相对局促的线下社会处境，与带有赋权含义的线上文化实践地位的对比为切入点，将网络话语权看作青年地位获得和地位维持的一个核心机制，由此解释这一看起来不一致的社会现象。文章最后给出了面向青年世代的网络舆论治理的三大原则——理解、承认和自制力的社会期待，以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代理人容纳（accommodating）青年世代的重要战术策略。

乡村智慧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一体化和城乡平等化的重要体现。本文在简要梳理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接触、适应并容纳互联网技术及其关联应用体系的社会过程之后，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术任务是揭示该过程在乡村生计体系、公共性建构、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整合等多重社会治理维度上提升乡村现代性所起的核心作用。通过概念界定、类型学建构和经验研究问题谱系的阐述，本文提出了关于乡村智慧治理的一个整合式研究框架

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其中，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关键性影响。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聚焦“为什么要生养子女”这一问题，考察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20 年（CFPS2020）的数据，本研究将生育动机划分为“低意愿与消极”“个体导向为主”“双导向情感型”“家庭导向为主”四类。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居民仍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但存在世代差异，且已发生根本性的代际转变。在“80 后”“90 后”中，以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逐渐丧失主导地位，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大幅度增加。另外，男性的生育动机比女性更加传统。随着出生世代的变化，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本研究从教育获得变迁的角度对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人口学研究的关注重点由以往的数量控制转向人口结构和质量议题。为加快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塑和强化学术自觉，中国人口学建设亟需新的学科革命，形成能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新人口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应以提振生育水平、积极老龄化、人口红利开发、城乡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人口治理现实问题为导向，形成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口学理论体系，创新拓展人口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并加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效互动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脆弱性、无酬照料增长和家庭暴力激增、疫情对女性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新的不平等教育和数字性别鸿沟形成，以及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上。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思路应聚焦于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对女性全方位赋权，并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从政策制定、就业平等、家庭责任、健康维护、教育与技术公平、政治与文化参与等方面着力探索性别平等治理工具。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浙江省德清县的乡村数字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数字化治理体系并非以发展主义的技术增长逻辑进入乡村社会，而是在与乡村社会基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挥效能的。在与基层治理任务繁重、农村地区治理环境复杂、农民离村流动加剧等乡村社会条件实现契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治理体系通过全景可视、实时反馈、平台连通等机制为乡村带来治理革新。与此同时，数字化治理的“时空脱嵌性”及其“制度化专家”角色，则与基层权威的合法性形态、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之间存在张力，彰显出调适的必要性及可能路向。因此，数字乡村治理逻辑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之间并非进步替代关系，应探寻数字治理与乡村社会之间新的平衡。

数字化转型给个体、组织、社会各层次各领域带来了显著变化，也对国家治理过程与国家治理效果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既有研究很少从宏观视角系统地分析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国家治理变化。国家治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至少有三个维度的体现：一是从国家内部事务的治理效果来看，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济跨越式增长的条件，国家发展呈现路径创新；二是比较国家间的治理方式，因面对共同的数字发展新问题、新逻辑，国家间出现了治理趋同现象；三是身处广泛连接的数字时代，多重全球挑战凸显国家作为治理单元的效力不足，国家治理需要兼顾全球数字秩序。数字技术的泛扩散、强适应属性与数字化转型的连接、生成逻辑是国家治理变化的内在机制。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型业态，在扩大金融普惠程度的同时，也对社会大众的金融素养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基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资料，本研究重点关注数字时代下占据可能优势的青年群体，对这一群体金融素养情况进行探究，并依据比较性与异质性视角展开具体分析。实证研究发现： 在金融素养水平上，青年群体普遍优于其他群体，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青年群体内部的 Y 世代优于 Z 世代； 青年群体的金融素养情况受到年龄、性别、教育年限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年龄较大、性别为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非农户口、居于东部地区、从事金融相关职业等情况均会对提升金融素养产生促进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将提升金融素养纳入政策范围，从制度层面强化公众的金融意识，完善课堂内外的金融教育，与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实现有效互惠；青年群体还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普惠金融的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