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学界对于数字技术影响劳动者的讨论，可分为数字技术应用导致劳动者“去技能化”和劳动者“再技能化”两类观点。从学界的争论出发，将劳动者数字技能转变视作数字技术影响的表现，通过引入“工作普惠”概念，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数据，分析劳动者数字技能水平与其工作获得、工作收入和工作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技能的普及缩小了数字鸿沟。掌握数字技能有助于劳动者获得工作和更多的工作收入，并提高其工作自主性，实现工作普惠。此外，数字技能也使工作更具包容性，有利于弱势劳动者群体融入主流工作体系。同时，揭示了不同类型数字技能对实现工作普惠的不同作用，娱乐和购物情景的数字技能在数字时代发挥更大作用，为揭示数字时代劳动的特征和劳动者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方式提供了参考

从先成家后立业到先立业后成家的转变是我国青年向成年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趋势，这种转变敦促我们重新审视初婚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已有关于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初婚时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初婚时间的早晚效应，这种解释遮蔽了其影响初婚时间的快慢效应。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２０１８ 年数据，使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将风险期起点从 １５ 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发现，教育和工作类型会对个体初婚时间的快慢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初婚越快；相比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快。 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初婚队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这为我们理解当前青年人的婚姻问题提供了参考

基于人口基本国情和代际更替规律，人口规模巨大的青年生力军必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和关键所在。以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理论为逻辑起点，代际共融和积极青少年发展观为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提供了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前进思路，其重要意义在于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视角审视青年及其发展，旨在针对青年成长轨迹中的阶段性规律、需求和优势，完善前瞻性、系统性和连续性青年发展政策。数智化时代不断涌现出新问题新现象呼唤青年发展议题的多维建构，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高质量就业与社会保障、新质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身心健康干预与管理、社会心态与文化观念、婚育观念转变与生育支持、家庭备老和代际共融等现实议题。促进新时代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应以“引领、尊重、发展、服务、相信”青年为行动框架，加强政治引领和价值引导，优化青年优先发展战略规划，提升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口综合素质，丰富青年参与社会善治平台，完善全生命周期青年人口服务保障体系。

统计口径是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与根本。 不同统计口径对应不同的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不同的样本结构。 以 “统计口径—总量结果” 为内在逻辑， 首先比较讨论普查视角下的三种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继而利用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以真正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文章认为：户籍口径和出生地口径作为非时期指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混合样本属性和未包括县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低估问题等； 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例； 有关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亟须调整， 需要在明确调查对象、 完备登记信息的原则下强调空间范围、 时间性以及中国社会制度背景这三个统计口径的调整标准。 同时， 文章建议应加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趋势研究。

本文利用仿真实验数据，讨论了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对线性回归和因果推断下的平均实验效应估计量的影响。文章认为，1）样本结构偏离是集合性的联合分布偏离，而非只是单变量分布的偏离；2） 非随机的样本结构性偏差主要表现在实验效应估计量、自身系数估计量、以及与之相关 （甚至无关） 的变量系数估计量三个方面；3） 因果推论视角下，样本结构偏离会导致实验效应估计量有偏；4） 分类变量的结构性偏差会随着与真实结构的距离增大而呈非线性加快扩大趋势，特别是对实验效应的估计；5） 统计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样本结构性偏差。最后，文章强调必须重视并从根源上解决样本结构性偏差，以期更贴现实地从总体角度描绘社会现实，解释社会现象，回答社会问题。这应该是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目标。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欧盟是数字规制创新的开拓者。本文基于“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等数据，刻画了欧洲 28 国在数字风险治理领域的法律规制异同，并对影响规制异同的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全与发展是各国数字风险治理的一体两面，即便有欧盟上位法的约束，各国的数字风控规制依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格局。同时，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治理实践驱动了数字风控规制的形成，而规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制度形成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异步困境”，并导致工业时代治理典范的“祛魅”和“规范性力量”的衰落，各国的数字规制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务实的试错性实践。

文章基于多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分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从性别、地区、城乡、家庭四个维度剖析健康不平等的主要特征。 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差但略有改善；患慢性病率达七成且共病特征明显；ＡＤＬ失能率稳定在 １３％ 左右，但 ＩＡＤＬ 失能率提高；男性、城镇、有配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性别差异随年龄增长而扩大，地区差异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 当前，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低、村居基础设施落后、医疗资源城乡配置非均衡、家庭照料功能弱化以及预防性保健不足是制约老龄健康发展的重点因素。 下一步需要坚持全生命周期和积极老龄观理念，加强健康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夯实设施、制度和资源基础，深化康养服务内核，促进农村老龄健康高质量、可持续、公平发展。

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在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对于持续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积极回应和满足青年发展需要，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下我国青年群体呈现出性别比失衡风险增加、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人口综合素质提高、网络使用率较高、职业发展更加多样、就业创业竞争压力较大等鲜明特征，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职业发展与劳动权益保障、文化观念与社会心态、婚恋观与生育观、家庭代际实践与养老功能等重大议题。在全面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突出以人为本、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突出主体、立足国情的思路，从营造良好氛围、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保障体系、完善监测评价等领域着手，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

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 ３１ 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 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 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 最后还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以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中国人口问题）的地域差异性。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社会参与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20年CLASS数据，采取了Logistic回归和多重中介效应的方法，量化分析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存在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认为，不但应建构立足社区的老年社会参与平台，还应在全社会贯彻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共同推动老年友好社会的形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布标志着人工智能迈入社会应用阶段，引发各领域对人工智能影响的讨论。在学术领域，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科学革命中计量技术带来的震动，其中，对文科的影响尤其具有颠覆性。在学术发展的历史里，文科是整体性学术在科学革命里的剩余，其中人文学科还带着整体性学术的特征。在技术发展的脉络里，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具有充分共识的概念，可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均指向对人类思维与行动能力的延展和替代。人工智能对学术领域的影响产生了学术智能，其中理科智能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路径，文科智能将会与理科智能殊途同归，文科的未来终将通过人机互生的知识创新与积累而成为人类日常需求的知识源。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 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 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制隐含的独立法人资格为村集体强化组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股息分红的压力也使得这一类城市周边农村成为专注于土地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嵌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实场域中。由此，郊区农村股份化成了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来自农村一端对城镇化机制的能动塑造也启发我们去反思城镇化研究中的过度“城市中心主义”

取向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性别偏好、初育年龄的推迟、婚姻的解体、竞争性因素仍然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进一步对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生育政策纳入模型之中，发现政策本身对实现生育意愿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控制政策因素之后其他促进或抑制生育的因素仍然存在影响。此外，随着队列的晚近，不同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性别偏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完善以及差异化的政策实施具有一

作为高密度人口栖息地、资源消费的节点空间、知识 / 技术的创新中心，城市在当代全球空间等级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生态—结构角色，行使着多重战略功能。通过强大的治理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供给、合理有效的政策体系的建构，以及人类积极动机下协调一致的努力，我们能够预见很多城市都可以完成它被期待行使的上述多重战略功能。当然，当城市成为各类风险、威胁和发展障碍联合冲击的对象并且此类冲击隐含着城市居民、地方性社会和整个城市能动性体系的巨大福利损失时，一般就认为城市处于一种脆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