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于2025年启动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是推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策举措。对比中国与OECD国家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可以发现，即便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未来中国民众享有的退休生活时间仍相对较长。预测2025—2060年延迟退休改革实施前后的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养老负担水平，可以得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潜在政策效果及其三重人口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延迟退休改革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就业压力加剧、健康风险上升、家庭照料不足、创新活力下降等，必须未雨绸缪，通过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确保改革的稳妥有序推进。

数智技术正在触发知识生产范式变革，文科智能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方向。高质量数据是发展文科智能的前提。把人类积累的知识数据化是获取高质量数据的路径之一。其中，专家知识是一类不断迭代、浓缩、有着专门结构的知识，也是更具创新价值的知识。法学领域的专家知识在文科中具有典型性。以法学领域为例，专家知识的数据化可以采取“三步走”路径，即框定专家知识范围、重构专家知识结构以及设计专家知识转化技术路径等。“三步走”的专家知识数据化路径具有可推广性，既有助于夯实文科智能的数据基础，也可为推动文科知识生产范式变革迈出坚实的一步。

本文基于丧服制度对“私亲”“私尊”等问题的讨论，重新考察了“私”的含义及其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本文发现，在儒家社会思想中，“私”并非单纯指自我，亦非纯粹的贬义，而是表示相对次要的、在与核心关系冲突时须避让的关系。与“私”相对的并非“公”，而是父子关系或同体关系。父亲是否亲之、尊之，是判断自身与其关系私与否的关键。与父母的关系、与父同体的关系是差序格局的核心与轴心，由此生发的亲尊之义、爱敬之情是推己及人的真正源头。

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的夫妻匹配数据，研究考察了不稳定工作与家务分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稳定工作的常态化与去性别化形塑了夫妻在家庭场域中绝对资源、相对资源的拥有状况，丈夫的相对资源依然在家庭中具有优势地位。工作的性别化诠释使得丈夫与妻子的不稳定工作有着不同的意涵，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家务分工观念调节着夫妻双方对于工作与家庭关系的认知以及资源、时间、精力的分配，夫妻在性别角色分工认知上一致并偏现代，会显著降低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而提升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由不稳定工作形塑的资源状态影响家务分工的方式和机制，受到社会性别化认知的调节。考察家务劳动分工的平等化，既需要关注不稳定工作常态化带来的影响，又要分析男女双方性别观念现代性的同步提升状况。

数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决定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比较了国内 6 个大型社会调查中“流动人口”的定义，探讨了各流动人口样本结构与全国总体的差异，并基于相同的模型设置呈现了样本结构对统计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社会调查对流动人口的定义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应不同的研究总体；（2）不同调查估计的流动人口比例差异较大，且省际和省内县际流动的比例远低于小普查；（3）各调查中的流动人口样本，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等基础变量上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差异；（4）在相同模型设定下，分别以受教育年限和是否为流动人口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基础变量在显著性和方向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统计结果同时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共性和样本结构性偏差。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测量对研究对象、测量结果和统计结果的重要性。文章建议，各调查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测量方式以统一研究对象。

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未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是否仍会持续增长、结构如何变化等问题关涉甚广。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结构标准化和差异分解等方法，讨论结构、规模和强度 ３ 种效应在近 ２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中的相对作用，并基于人口预测考察未来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近 ２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和强度效应，其中，城镇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农村主要源于强度效应；结构效应一直呈负向作用，后 １０ 年的负向作用大于前 １０ 年，且在不同类型流动人口中表现基本相同；假设年龄别流动率不变，未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将持续下降，内部结构也将发生较大变化。 结构效应可被视为内在自然增长因素，中国流动人口研究需被置于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

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新一代人工智能（以下简称“机器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与传统意义上被动地执行人类指令的工具型技术不同，机器智能 （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算法型决策系统等）不仅具备语言理解、信息整合、判断生成、作品产出等能力，还通过人类对这些能力的运用和不断创新，多路径地参与到人类社会的核心领域（如治理）。这种参与不仅快速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也从基础上改变了社会的构成，1 把纯粹的人类社会转变为人机互生的人机社会，并重塑了治理模式。

城乡关系历来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和解决的基本矛盾之一。在中国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伴随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浪潮，人口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少子化和老龄化人口新常态不同程度加剧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和障碍性，其中主要表现为：乡-城流动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降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将缺乏人口载体和人才基础；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且有效供给量持续减少，制约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三产融合；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加剧，城乡养老资源供需矛盾凸显，乡村老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农村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发生动摇，城乡社会融合治理效能弱化，农村社会建设和发展能力失活；县域消费和投资活力下降，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负担加重，经济持续增长受到一定抑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少子化冲击，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城乡人口服务保障体系，优化人口年龄结构，超前规划布局乡村土地空间，完善以人口要素为核心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体制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全产业链协同融合，抓住银发经济发展新机遇，挖掘乡村多元经济发展潜能和价值优势，着力推进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全面促进城乡共同繁

《 重构基层社会: 浙江桐乡 “ 三治融合” 建设 ( 2013—2023 年)研究》 (以下简称 《 重构》 ) 的出版触发了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 社会学领域对中央 / 国家与基层关系的重新讨论。 《 重构》 把基层治理放在基层社会里, 把基层社会放在中国社会里, 无疑是理解基层治理的新理论视角。 同时, 《 重构》也引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 《重构》 基础上, 本文认为, 在中央 /国家与基层关系中, 至少存在两个层次的关系模式, 即形制的与技术的关系模式。 从这两个层次出发, 可以厘清一些概念上的争议, 如单一制国家、 国家与社会以及基层社会等。

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现实问题。文章基于人口学框架对中国低生育水平进行再分析，重点强调了影响人口生育水平的3个递进嵌套式条件：是否为育龄妇女、是否结婚和婚内是否生育。中国适龄生育女性人口减少且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趋向老化是低生育水平的直接原因；进入婚姻的时间逐渐推迟或无法进入婚姻将减少生育的可能；即使进入婚姻但不生育也会降低生育水平。文章采用动态结构差异视角，结合以上三要素对人口出生率进行标准化分解，发现近十年来已婚育龄妇女比例的下降对出生率的负向影响最大，育龄妇女规模与结构的抑制作用增强，婚内生育率的作用由正转负。文章在对三要素未来变动趋势进行假设的基础上，预测了2021～2035年中国人口的出生规模和出生率，以期全面系统地认识低生育水平现象，引导政策针对性地对症下药。

本文关注非正规就业普遍化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中介如何组织灵活的劳动力及其影响。工作搜寻-匹配研究将劳动力市场中介视为一种市场结构要素，难以解释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复杂变化及其与非正规就业普遍化的关联。本文转向行动视角，梳理了劳动力市场中介如何通过建立劳动力招募链条、接管雇主责任义务、参与劳动者培训管理等人事服务重构雇佣关系，进而改变劳动力市场监管的组织基础，并形塑非正规就业的去正规化与正规化进程。

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增强全民健康福祉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资源强化和资源替代理论，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采用多种倾向值匹配方法和异质性效应模型的平滑差分方法，探讨了教育获得对中老年人的健康回报。研究发现，一方面，平均因果效应上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另一方面，教育获得机会与其对中老年人健康改善效应之间存在着异质性。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早期教育资源无论处于优势地位还是劣势地位的群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始终能在中老年时期带来健康回报；但早期教育获得机会与其对中老年时期的健康收益大小并非线性关系，优势群体的教育提升并非在所有健康指标中都能获得最大收益，仅在慢性病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对于生命早期教育获得机会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老年人，

早年教育对其抑郁和自评健康有稳定的改善作用；而对于生命早期教育机会获得处于劣势地位的中老年

人，其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抑郁和自评健康越能从教育提升中获得更大收益。

老龄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厘清老龄社会普遍存在的老年人“负担”论、老年就业“挤兑”论、老龄化“抑制”创新论、老龄社会代际“冲突”论等常见有关老龄社会的认知偏误。研究表明，老龄化并不只带来医疗、照护、养老等公共服务负担，也可通过发展银发经济等形成“长寿红利”。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国际经验，并不必然大幅“挤兑”年轻人就业。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没有确定结论，需要考虑发展阶段、创新类型、创新主体等因素。人口老龄化可能经由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公共决策倾向、价值观分歧等带来潜在的代际冲突，但这可通过社会共治机制和公共政策调节得以避免。同时，老龄社会治理本身还面临政府单一主体论、主管部门单一责任论、老年人单一利益相关者论、数字技术无关论等认知偏误挑战。积极应对老龄社会和老龄社会治理的认知挑战，需要党委、政府、社会和全民共同参与。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越来越成为建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基础。当前普遍存在的初婚推迟现象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了持续挑战。既有以初婚年龄考察教育水平提升与婚姻推迟间关系的研究存在忽视教育发展客观性和必然性、计量模型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无法解释教育对婚姻市场的实际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既没有为现代社会婚姻匹配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也难以客观反映中国教育发展与婚配市场的实际状况，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10—2021年5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在实际初婚年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最高学历毕业时间作为观察时点，从“毕业-初婚间隔”维度探究高等教育带来的初婚自然推迟以外的社会经济净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剔除了上学的自然推迟之后，高等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初婚风险，缩短毕业-初婚间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上学的“禁闭效应”最终会转化为婚配市场中的社会经济优势效应、年龄追赶效应和同群社交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年轻人更快进入婚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相对于专科和本科毕业生具有更明显的婚配优势。相对于女性，高等教育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