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40 多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同时，遗留了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基于浙江省明市的案例能够发现，政府坚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目标，通过新“三位一体”的推动方式，实现了县域内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三位一体”是指政府发挥工业、土地和公共服务三位要素的一体化作用，缩小就业方式、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探究，有助于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反思城乡二元分析范式，从政府主导推动、兼顾农民主体地位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农民关系，从而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统筹发展提供有益启发

和谐的乡村秩序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社会、政府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三股重要力量。文章以一个村庄的电商发展为案例发现，返乡创业人口触发了乡村秩序的重塑: 电商为小乡村带来了大市场，大市场推动了乡村的经济生活的重组，建构了一个线上线下开放的经济秩序; 经济秩

序的变动触动了传统乡村的权威结构，基于传统文化的资历权威依然存在，家业兴旺则让能力权威从传统结构中分离出来并赋予了年轻人，形成了双雄并立的社会秩序;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

中国对非洲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是外界理解中非关系的重要渠道。既有的研究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构建主义等视角对卫生发展援助进行了阐释。对文献的研究发现，针对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国内外的讨论聚焦在援助动机、援助效果和援助影响等三个维度，由此引申出中国符号的意义争论。在乌干达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对非洲的卫生发展援助因其更多体现着人类互助的基本精神而对中国符号构建有着独特的意义和潜力。对中国符号丰富内涵的阐发，需要对包括卫生发展援助在内的中国对援助进行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而这，正是目前对非洲援助研究中所缺乏的重要部分。

作为高密度人口栖息地、资源消费的节点空间、知识 / 技术的创新中心，城市在当代全球空间等级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生态—结构角色，行使着多重战略功能。通过强大的治理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供给、合理有效的政策体系的建构，以及人类积极动机下协调一致的努力，我们能够预见很多城市都可以完成它被期待行使的上述多重战略功能。当然，当城市成为各类风险、威胁和发展障碍联合冲击的对象并且此类冲击隐含着城市居民、地方性社会和整个城市能动性体系的巨大福利损失时，一般就认为城市处于一种脆弱状态。

"双联户"是西藏基层组织形式的一项重要创新,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得到全面推广。西藏自治区设置"双联户"的基层组织形式,既是基于"压力型体制"的下行驱动,也与西藏地区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有关。"双联户"在实践中具有三重目标取向:一是维稳,即通过权力下移来更好地维护稳定;二是发展,即整合资源增强致富能力;三是和谐,这是在稳定和发展基础上要达成的目标。作为西藏基层组织的创新形式,"双联户"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回应西方学者Adrian

接入鸿沟曾是数字鸿沟的基本形态。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发展使接入鸿沟缩小、应用覆盖性增强，也触发了互联网红利差异。在互联网资本框架下，以互联网市场为例，对红利差异来源和影响红利差异的机制进行考察发现：接入鸿沟缩小带来的是连通性的增强和平台的发展，这使人们有机会把以往投入的各类资产在互联网上转化为有差别的、组合性的互联网资本并从中受益；其中，转化规模差异和转化率差异既受两个“乘数效应”的影响，更受互联网平台的影响，并最终表现为红利差异。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 老年群体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及其与经济、 政治、 文化领域的多重张力， 对新时期养老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式养老成为重要的社会命题。 而在本土化框架下， 中国式养老不仅是老龄化特殊国情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的时代产物， 也是实现老龄社会良治善治的关键落点。 一方面， 我国人口要素、 文化传统、 社会体系、 发展阶段等国情具有复杂性， 当前和未来的人口发展既有发达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 也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同质问题， 更有中国本土化的特殊问题。 中国式养老在瞄准对象、 价值取向、 基本单位、

2020年全国“两会”上总理专门讲到“零工经济”。当“零工”与“经济”两个现代概念组合在一起时，人们通常会以为“零工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实，早在2014年，已有文献把无雇主劳动的经济称为“零工经济”，马尔卡希的《零工经济》这部具有媒体效应的书则使零工经济更为大家所熟悉。维基百科解释，“在自由市场体系中，临时职位是常见的，企业组织与独立工作者签订短期合约，这样的产业生态被称为零工经济”。其中，“零工”（gig）是英语俚语，通常指音乐表演或舞台表演等特定时段的工作。由此引申的零工经济从业者通常指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派遣工以及临时或兼职的企业雇员。也许人们太过习惯于工业社会伴生的岗位工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人口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新时期和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累积性、滞后性、传导性、时空性、长周期性等鲜明特征，在人口数量安全、人口质量安全、人口结构安全、人口分布安全以及人口公共安全等方面都面临新风险和新挑战，其首要问题已经转变为持续超低生育率累积的长周期性人口负增长问题。维护和保障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以人口高质量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战略新要求，增强全民人口风险意识，把握人口安全问题的次序性和优先性，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政策和人口风险动态预警

从先成家后立业到先立业后成家的转变是我国青年向成年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趋势，这种转变敦促我们重新审视初婚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已有关于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初婚时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初婚时间的早晚效应，这种解释遮蔽了其影响初婚时间的快慢效应。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２０１８ 年数据，使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将风险期起点从 １５ 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发现，教育和工作类型会对个体初婚时间的快慢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初婚越快；相比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快。 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初婚队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洋城市的内涵、类别及其发展前景为主要研究问题，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具体化为对其载体——海洋城市的讨论，对中国海洋城市的内涵、类别、定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中国海洋城市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就如何建设中国海洋城市进行讨论，提出了明确海洋城市的定位和制定中长期规划、培养海洋意识、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等建议。

基于 HAPC-CCＲEM 模型，本文使用 CFPS 2010—2020 年数据，从动态视角和交叉视角分析了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收入和性别上存在分化，且随着年龄增长和时期发展不断扩大，在出生队列上出现“奇异值”和复杂变动。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别交叉结构上存在分化，教育对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明显，但这种效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弱; 从时期来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各教育组人群中保持稳定; 从出生队列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人群中，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持续存在。

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鉴以往经典相关理论，尝试探讨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主要作用途径之一是信息获取机制。进一步使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 CMP) 控制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 较为稳健。同时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不利于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还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世代的健康效应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 的健康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利于缩小健康不平等。研究结果对于在互联网时代和“健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