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的夫妻匹配数据，研究考察了不稳定工作与家务分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稳定工作的常态化与去性别化形塑了夫妻在家庭场域中绝对资源、相对资源的拥有状况，丈夫的相对资源依然在家庭中具有优势地位。工作的性别化诠释使得丈夫与妻子的不稳定工作有着不同的意涵，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家务分工观念调节着夫妻双方对于工作与家庭关系的认知以及资源、时间、精力的分配，夫妻在性别角色分工认知上一致并偏现代，会显著降低妻子的家务劳动时间而提升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由不稳定工作形塑的资源状态影响家务分工的方式和机制，受到社会性别化认知的调节。考察家务劳动分工的平等化，既需要关注不稳定工作常态化带来的影响，又要分析男女双方性别观念现代性的同步提升状况。

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新一代人工智能（以下简称“机器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与传统意义上被动地执行人类指令的工具型技术不同，机器智能 （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算法型决策系统等）不仅具备语言理解、信息整合、判断生成、作品产出等能力，还通过人类对这些能力的运用和不断创新，多路径地参与到人类社会的核心领域（如治理）。这种参与不仅快速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也从基础上改变了社会的构成，1 把纯粹的人类社会转变为人机互生的人机社会，并重塑了治理模式。

半个多世纪前，赖特·米尔斯在阐述“社会学的想象力”时，曾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宏观社会学忽视对历史的运用和过于侧重宏大叙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社会学的历史转向或历史维度的关注显著增加。然而，如何理解社会政策过程中的历史要素，如何认识时间性对社会政策过程的重要性，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的“历史质”概念出发，结合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等有关“时间性”概念的讨论，阐述下列问题。第一，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干预活动，社会政策的内核是一种基于民生的政治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行动者对社会问题的干预。第二，在社会政策过程中，蕴含这一过程的“历史质”，是在一个变化的社会结构与情境条件下，行动主体参与和发挥能动性的状态与能力；而“时间性”则是社会政策过程本身的一种附着属性，是确立行动者与结构的核心要素，它奠定了时间中的社会政治的基础及其发展轨迹。第三，从“历史质-时间性”的维度探究中国社会政策的传统与流变。四十多年来的社会政策发展，彰显了政策干预作为一种历史体制的国家实践所具有的稳定性与变化性。

　 对现代社会来说，国家的繁荣与公民的富足生活是核心发展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如何从发达国家的共享繁荣实践中加强政策学习，从政策教训中避免误区，并在深入总结自身的社会政策改革经验基础上探究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本文试图从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逻辑关系。

对现代社会来说，国家的繁荣与公民的富足生活是核心发展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如何从发达国家的共享繁荣实践中加强政策学习，从政策教训中避免误区，并在深入总结自身的社会政策改革经验基础上探究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共同富裕的核心问题。本文试图从经验与理论两个层面，论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政策创新发展的逻辑关系。

我国于2025年启动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是推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策举措。对比中国与OECD国家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可以发现，即便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未来中国民众享有的退休生活时间仍相对较长。预测2025—2060年延迟退休改革实施前后的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养老负担水平，可以得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潜在政策效果及其三重人口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延迟退休改革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就业压力加剧、健康风险上升、家庭照料不足、创新活力下降等，必须未雨绸缪，通过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确保改革的稳妥有序推进。

本文探索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儒家思想所能起到的作用。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路径，本文力图用礼学、理学思想讨论“意会”与“讲不清楚的我”,避免以非精神因素解释精神世界的还原论倾向。本文发现，“意会”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性情论，而礼在性情论的基础上搭建了意会之桥；“讲不清楚的我”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修身论，从正心诚意到格物致知是良知之我明觉澄彻的过程。综合而言，良知之我是意会之桥的两端，良知愈明，意会愈成。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讨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议题，但针对其健康状况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利用澳大利亚统计局官方资料，特别分析了原住民的健康状况，主要是对平均预期寿命以及健康自评、患病状况和健康风险因素现状的分析；同时探讨原住民在相关议题上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差别。整体来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健康状况与非原住民相比依旧处于劣势位置，仍需付出很大的努力以追平整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作为社会科学概念的“边疆”日常用语中的“边疆”往往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在中文语境中与“内地”相对。被誉为“边疆研究之父”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Turner）于1893年发表了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从“边疆”的扩展和演变历程的角度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由此开创了美国史研究的“边疆学派”。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特纳写道：“在美洲发现四百年和宪法公布一百年后的今天，边疆已经消失了。”38这个论断清晰地表明：在特纳的定义中，与“中心”相区分的“边疆”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前的政治生态中特有的现象

本文从“共时性”与“共时性实践”概念出发，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早期发展的“燕京传统”，这种传统或遗产是建立在社会学真知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后世的教育和实践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回顾和阐释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建与发展，从制度－事件－组织三个维度来深入洞察中国社会科学重新融入世界体系这一重大转变，以及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带来的强大推动作

用。 回顾 １００ 年来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其专业发展可以总结为一种融汇知识与学科发展的东西交汇的历程，即社会工作发展既受到国外发达国家学科知识发展的影响，也融合了本土实践与地方知识，这就使创建融合了自身文化理念与传统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的关键行动议程。

认知世界需要基于无偏且有效的经验知识。利用不同调查数据开展同一主题的研究可能得到不同结果，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以及理论检验。本文以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为参照，比较中国6个大型社会调查的抽样设计方案、样本结构及相同模型设定下的统计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各调查的抽样方法相似，但抽样过程存在差异；各调查数据在部分基础特征变量的结构上存在差异，且均与2015年小普查存在偏离；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各调查数据在相同模型设定下的统计分析结果存在差异；目标总体限定、权重设置、变量设置及操作化方式的调整均会通过改变变量联合分布而影响统计分析结果。理论分析表明，需要充分认识样本结构在统计推断中的基础性作用。为避免陷入样本结构偏离带来的方法论陷阱，建议研究者仔细阅读调查技术文件、充分考虑抽样设计对分析结果的可能影响。

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合流会催生人类物种分化，动摇生物人类主体性。人类物种分化将带来一个由生物人类、基因编辑人类、赛博格、人工智能宿主和人工智能体等五种理想类型物种建构的多物种社会。以物种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会摧毁生物人类的自信、自尊与自我实现等获得社会性承认的主体性支柱，使其陷入严峻困境。涂尔干式的社会团结根基，也会因此瓦解。生物人类的出路在于放弃与增强物种在工具理性赛道的实力竞争，回归且主张价值理性，通过本真性坚守、价值领域转移以及主导权掌控，成为多物种社会的价值之锚与意义守护者，从而在根本上捍卫人类的尊严与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