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 ３１ 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 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 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 最后还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以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中国人口问题）的地域差异性。

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在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对于持续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积极回应和满足青年发展需要，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下我国青年群体呈现出性别比失衡风险增加、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人口综合素质提高、网络使用率较高、职业发展更加多样、就业创业竞争压力较大等鲜明特征，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职业发展与劳动权益保障、文化观念与社会心态、婚恋观与生育观、家庭代际实践与养老功能等重大议题。在全面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突出以人为本、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突出主体、立足国情的思路，从营造良好氛围、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保障体系、完善监测评价等领域着手，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

数字技术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学界对于数字技术影响劳动者的讨论，可分为数字技术应用导致劳动者“去技能化”和劳动者“再技能化”两类观点。从学界的争论出发，将劳动者数字技能转变视作数字技术影响的表现，通过引入“工作普惠”概念，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数据，分析劳动者数字技能水平与其工作获得、工作收入和工作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技能的普及缩小了数字鸿沟。掌握数字技能有助于劳动者获得工作和更多的工作收入，并提高其工作自主性，实现工作普惠。此外，数字技能也使工作更具包容性，有利于弱势劳动者群体融入主流工作体系。同时，揭示了不同类型数字技能对实现工作普惠的不同作用，娱乐和购物情景的数字技能在数字时代发挥更大作用，为揭示数字时代劳动的特征和劳动者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方式提供了参考

基于人口基本国情和代际更替规律，人口规模巨大的青年生力军必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和关键所在。以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理论为逻辑起点，代际共融和积极青少年发展观为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提供了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前进思路，其重要意义在于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视角审视青年及其发展，旨在针对青年成长轨迹中的阶段性规律、需求和优势，完善前瞻性、系统性和连续性青年发展政策。数智化时代不断涌现出新问题新现象呼唤青年发展议题的多维建构，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高质量就业与社会保障、新质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身心健康干预与管理、社会心态与文化观念、婚育观念转变与生育支持、家庭备老和代际共融等现实议题。促进新时代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应以“引领、尊重、发展、服务、相信”青年为行动框架，加强政治引领和价值引导，优化青年优先发展战略规划，提升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口综合素质，丰富青年参与社会善治平台，完善全生命周期青年人口服务保障体系。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欧盟是数字规制创新的开拓者。本文基于“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等数据，刻画了欧洲 28 国在数字风险治理领域的法律规制异同，并对影响规制异同的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全与发展是各国数字风险治理的一体两面，即便有欧盟上位法的约束，各国的数字风控规制依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格局。同时，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治理实践驱动了数字风控规制的形成，而规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制度形成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异步困境”，并导致工业时代治理典范的“祛魅”和“规范性力量”的衰落，各国的数字规制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务实的试错性实践。

本文利用仿真实验数据，讨论了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对线性回归和因果推断下的平均实验效应估计量的影响。文章认为，1）样本结构偏离是集合性的联合分布偏离，而非只是单变量分布的偏离；2） 非随机的样本结构性偏差主要表现在实验效应估计量、自身系数估计量、以及与之相关 （甚至无关） 的变量系数估计量三个方面；3） 因果推论视角下，样本结构偏离会导致实验效应估计量有偏；4） 分类变量的结构性偏差会随着与真实结构的距离增大而呈非线性加快扩大趋势，特别是对实验效应的估计；5） 统计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样本结构性偏差。最后，文章强调必须重视并从根源上解决样本结构性偏差，以期更贴现实地从总体角度描绘社会现实，解释社会现象，回答社会问题。这应该是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目标。

统计口径是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与根本。 不同统计口径对应不同的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不同的样本结构。 以 “统计口径—总量结果” 为内在逻辑， 首先比较讨论普查视角下的三种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继而利用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以真正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文章认为：户籍口径和出生地口径作为非时期指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混合样本属性和未包括县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低估问题等； 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例； 有关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亟须调整， 需要在明确调查对象、 完备登记信息的原则下强调空间范围、 时间性以及中国社会制度背景这三个统计口径的调整标准。 同时， 文章建议应加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趋势研究。

养老观念是一个慢变量。当代青年养老观念从养儿防老到多样自主发生着转折性变化，从银发经济的新视角观察当代青年养老观念的新变化，不仅是为了分析青年对老年的孝道责任、赡养消费与照料关怀等代际反哺，更是从全人口结构勾勒与衡量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素养与成本效益。当代青年养老观念呈现养老内容融合多样性、养老意识增强但行动较弱、养老投资选择多元性、银发经济政策红利提升养老金融意识、养老规划正被社会重大事件重塑等鲜明特征。从银发经济的战略价值上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养老福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由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大转折所标识的人类迈向老龄社会趋同性革命的到来， 对以年轻社会和短寿时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为基础的传统老年学知识体系形成冲击。 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观察、解读、引领中国式老龄化进程，并以此观照全人类老龄社会治理的老年学学科自觉和必然归宿。本研究以知识生产具有的逻辑性、情境性和自主性三重本质属性以及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为理论逻辑起点， 通过反思西方老年学知识建制的固化范式和发展困境，提出形成“老龄社会学想象力”可成为拓升老年学知识体系生命力，以推动老年学学科向高阶演化发展的突破口。在强调中西方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显著差异的前提下，提出建构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元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实践路径。

中国于 2022 年首次在正常发展时期出现人口负增长，预计 2020—2060 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整体呈下降趋势，劳动适龄人口老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负面影响。2020—2040 年，预计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有一定增长。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持续延长提高了人均人力资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负面影响；其二，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在 2040 年前后仍是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他们庞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学历构成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坚实基础。但随着这批人在 2040—2050 年步入退休高峰期，人力资本存量将急剧下降，2050—2060 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将继续回落。今后 20 年是抑制未来人力资本存量锐减的重要机会窗口，要努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过去 40 多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同时，遗留了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基于浙江省明市的案例能够发现，政府坚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目标，通过新“三位一体”的推动方式，实现了县域内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三位一体”是指政府发挥工业、土地和公共服务三位要素的一体化作用，缩小就业方式、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探究，有助于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反思城乡二元分析范式，从政府主导推动、兼顾农民主体地位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农民关系，从而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统筹发展提供有益启发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 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制隐含的独立法人资格为村集体强化组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股息分红的压力也使得这一类城市周边农村成为专注于土地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嵌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实场域中。由此，郊区农村股份化成了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来自农村一端对城镇化机制的能动塑造也启发我们去反思城镇化研究中的过度“城市中心主义”

取向

作为高密度人口栖息地、资源消费的节点空间、知识 / 技术的创新中心，城市在当代全球空间等级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生态—结构角色，行使着多重战略功能。通过强大的治理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供给、合理有效的政策体系的建构，以及人类积极动机下协调一致的努力，我们能够预见很多城市都可以完成它被期待行使的上述多重战略功能。当然，当城市成为各类风险、威胁和发展障碍联合冲击的对象并且此类冲击隐含着城市居民、地方性社会和整个城市能动性体系的巨大福利损失时，一般就认为城市处于一种脆弱状态。

以回应西方学者Adrian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 老年群体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及其与经济、 政治、 文化领域的多重张力， 对新时期养老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式养老成为重要的社会命题。 而在本土化框架下， 中国式养老不仅是老龄化特殊国情和中国式现代化结合的时代产物， 也是实现老龄社会良治善治的关键落点。 一方面， 我国人口要素、 文化传统、 社会体系、 发展阶段等国情具有复杂性， 当前和未来的人口发展既有发达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 也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同质问题， 更有中国本土化的特殊问题。 中国式养老在瞄准对象、 价值取向、 基本单位、 时间维度和永续发展等方面与先发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另一方面， 为推动中国式养老更好地适应新型老龄社会形态， 应从治理依据、 治理理念、 治理资源、 治理工具、 治理主体、 治理模式等方面着手， 不断调整和创新相关体制机制， 以制度化的政策手段撬动代际利益的最佳平衡点， 实现全民均等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 最终从全人、 全代际、 全社会、 全要素的层面， 打造可持续的中国式养老共同体， 建立共融、共建、 共享的全龄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