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讨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议题，但针对其健康状况的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利用澳大利亚统计局官方资料，特别分析了原住民的健康状况，主要是对平均预期寿命以及健康自评、患病状况和健康风险因素现状的分析；同时探讨原住民在相关议题上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差别。整体来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健康状况与非原住民相比依旧处于劣势位置，仍需付出很大的努力以追平整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作为社会科学概念的“边疆”日常用语中的“边疆”往往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在中文语境中与“内地”相对。被誉为“边疆研究之父”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Turner）于1893年发表了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从“边疆”的扩展和演变历程的角度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由此开创了美国史研究的“边疆学派”。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特纳写道：“在美洲发现四百年和宪法公布一百年后的今天，边疆已经消失了。”38这个论断清晰地表明：在特纳的定义中，与“中心”相区分的“边疆”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前的政治生态中特有的现象

本文从“共时性”与“共时性实践”概念出发，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早期发展的“燕京传统”，这种传统或遗产是建立在社会学真知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后世的教育和实践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回顾和阐释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建与发展，从制度－事件－组织三个维度来深入洞察中国社会科学重新融入世界体系这一重大转变，以及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带来的强大推动作

用。 回顾 １００

本文探索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儒家思想所能起到的作用。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路径，本文力图用礼学、理学思想讨论“意会”与“讲不清楚的我”,避免以非精神因素解释精神世界的还原论倾向。本文发现，“意会”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性情论，而礼在性情论的基础上搭建了意会之桥；“讲不清楚的我”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修身论，从正心诚意到格物致知是良知之我明觉澄彻的过程。综合而言，良知之我是意会之桥的两端，良知愈明，意会愈成。

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合流会催生人类物种分化，动摇生物人类主体性。人类物种分化将带来一个由生物人类、基因编辑人类、赛博格、人工智能宿主和人工智能体等五种理想类型物种建构的多物种社会。以物种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会摧毁生物人类的自信、自尊与自我实现等获得社会性承认的主体性支柱，使其陷入严峻困境。涂尔干式的社会团结根基，也会因此瓦解。生物人类的出路在于放弃与增强物种在工具理性赛道的实力竞争，回归且主张价值理性，通过本真性坚守、价值领域转移以及主导权掌控，成为多物种社会的价值之锚与意义守护者，从而在根本上捍卫人类的尊严与主体地位。

我国于2025年启动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是推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策举措。对比中国与OECD国家的退休时预期余寿可以发现，即便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未来中国民众享有的退休生活时间仍相对较长。预测2025—2060年延迟退休改革实施前后的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养老负担水平，可以得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的潜在政策效果及其三重人口战略意义。与此同时，延迟退休改革也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就业压力加剧、健康风险上升、家庭照料不足、创新活力下降等，必须未雨绸缪，通过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确保改革的稳妥有序推进。

数智技术正在触发知识生产范式变革，文科智能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方向。高质量数据是发展文科智能的前提。把人类积累的知识数据化是获取高质量数据的路径之一。其中，专家知识是一类不断迭代、浓缩、有着专门结构的知识，也是更具创新价值的知识。法学领域的专家知识在文科中具有典型性。以法学领域为例，专家知识的数据化可以采取“三步走”路径，即框定专家知识范围、重构专家知识结构以及设计专家知识转化技术路径等。“三步走”的专家知识数据化路径具有可推广性，既有助于夯实文科智能的数据基础，也可为推动文科知识生产范式变革迈出坚实的一步。

本文基于丧服制度对“私亲”“私尊”等问题的讨论，重新考察了“私”的含义及其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本文发现，在儒家社会思想中，“私”并非单纯指自我，亦非纯粹的贬义，而是表示相对次要的、在与核心关系冲突时须避让的关系。与“私”相对的并非“公”，而是父子关系或同体关系。父亲是否亲之、尊之，是判断自身与其关系私与否的关键。与父母的关系、与父同体的关系是差序格局的核心与轴心，由此生发的亲尊之义、爱敬之情是推己及人的真正源头。

数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决定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文章比较了国内 6

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未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是否仍会持续增长、结构如何变化等问题关涉甚广。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结构标准化和差异分解等方法，讨论结构、规模和强度 ３ 种效应在近 ２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中的相对作用，并基于人口预测考察未来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近 ２０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和强度效应，其中，城镇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农村主要源于强度效应；结构效应一直呈负向作用，后 １０ 年的负向作用大于前 １０

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新一代人工智能（以下简称“机器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与传统意义上被动地执行人类指令的工具型技术不同，机器智能 （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算法型决策系统等）不仅具备语言理解、信息整合、判断生成、作品产出等能力，还通过人类对这些能力的运用和不断创新，多路径地参与到人类社会的核心领域（如治理）。这种参与不仅快速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也从基础上改变了社会的构成，1 把纯粹的人类社会转变为人机互生的人机社会，并重塑了治理模式。

城乡关系历来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和解决的基本矛盾之一。在中国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伴随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浪潮，人口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少子化和老龄化人口新常态不同程度加剧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和障碍性，其中主要表现为：乡-城流动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降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将缺乏人口载体和人才基础；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且有效供给量持续减少，制约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三产融合；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加剧，城乡养老资源供需矛盾凸显，乡村老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农村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发生动摇，城乡社会融合治理效能弱化，农村社会建设和发展能力失活；县域消费和投资活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