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科学概念的“边疆”日常用语中的“边疆”往往被视为一个地理概念，在中文语境中与“内地”相对。被誉为“边疆研究之父”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Turner）于1893年发表了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从“边疆”的扩展和演变历程的角度对美国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由此开创了美国史研究的“边疆学派”。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特纳写道：“在美洲发现四百年和宪法公布一百年后的今天，边疆已经消失了。”38这个论断清晰地表明：在特纳的定义中，与“中心”相区分的“边疆”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前的政治生态中特有的现象

基于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问题。 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 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 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 结论认 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 而非纯

本文从“共时性”与“共时性实践”概念出发，描述和分析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早期发展的“燕京传统”，这种传统或遗产是建立在社会学真知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后世的教育和实践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回顾和阐释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建与发展，从制度－事件－组织三个维度来深入洞察中国社会科学重新融入世界体系这一重大转变，以及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发展带来的强大推动作

用。 回顾 １００

新一代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合流会催生人类物种分化，动摇生物人类主体性。人类物种分化将带来一个由生物人类、基因编辑人类、赛博格、人工智能宿主和人工智能体等五种理想类型物种建构的多物种社会。以物种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践会摧毁生物人类的自信、自尊与自我实现等获得社会性承认的主体性支柱，使其陷入严峻困境。涂尔干式的社会团结根基，也会因此瓦解。生物人类的出路在于放弃与增强物种在工具理性赛道的实力竞争，回归且主张价值理性，通过本真性坚守、价值领域转移以及主导权掌控，成为多物种社会的价值之锚与意义守护者，从而在根本上捍卫人类的尊严与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一方面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经验的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事实，另一方面来自关于人和世界、精神与异化、类本质以及实践 / 生产本体论的影响。在哲学人类学层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当代本体论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来自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观点，这种联系已经受到当代人类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证形式分析，对于当代人类学研究国家、权力和阶层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当代人类学中的“积极行动人类学”和“本体政治”也有直接联系。

在“反哺模式”的家庭传统代际关系下，随着老龄化加剧和家庭观念转变，我国老年群体的居住安排偏好逐渐由与子女同住转向同住与就近居住并存。因此，进一步探讨可能影响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和就近居住两种主要居住意愿的因素有着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年龄、居住地、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是老年群体居住安排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可及的社会保障类别和水平也对老年人居住意愿存在显著作用效应，自评健康良好、活动能力强、享受离退休金、社区养老服务保障高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与子女就近居住而非同住。上述研究结论对养老政策的精准触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即应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需求，实施分门别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不仅昭示着中国开启了长寿时代，而且共同塑造了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也是积极老龄观新理念形成的重要现实基础。积极老龄观既融入了长期以来有关老龄化社会的国际共识，更凸显了中国语境下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老龄观无疑是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和观念的重要转向，其中积极老龄观的内涵要义就是对于人口老龄化怎么看、怎么办和怎么干的概括凝练。当然，长寿时代下践行积极老龄观将面临着结构、视角与公共的三重持续挑战。为此，践行积极老龄观亟待以制度优势、后发优势与规模优势，营造长寿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优势地位与总体框架，最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型业态，在扩大金融普惠程度的同时，也对社会大众的金融素养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基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资料，本研究重点关注数字时代下占据可能优势的青年群体，对这一群体金融素养情况进行探究，并依据比较性与异质性视角展开具体分析。实证研究发现： 在金融素养水平上，青年群体普遍优于其他群体，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青年群体内部的 Y 世代优于 Z 世代；

算法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让算法成为堪比自然环境的人工环境，算法影响的利弊两面性以及算法侵害的不断出现将人类推入算法治理时代。伴随算法影响不断扩大的是算法自身复杂性的增强，算法已经从古老的计算演化为实时关系模型的自我迭代与演进，进而让算法的过程治理既在技术上不可行，也在管理上代价高昂。中美欧在算法治理领域的探索实践呈现不同格局，美国从防范算法侵害入手，形成了政府和第三方的问责模式；欧盟从数据保护入手，逐渐与美国的问责模式汇流；中国从网络安全入手实施治理，但尚未形成有法理逻辑和明确操作路径的算法治理模式，迈向问责模式似乎是中国算法治理可能的且有效的行动选择

数字化转型给个体、组织、社会各层次各领域带来了显著变化，也对国家治理过程与国家治理效果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既有研究很少从宏观视角系统地分析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国家治理变化。国家治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至少有三个维度的体现：一是从国家内部事务的治理效果来看，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济跨越式增长的条件，国家发展呈现路径创新；二是比较国家间的治理方式，因面对共同的数字发展新问题、新逻辑，国家间出现了治理趋同现象；三是身处广泛连接的数字时代，多重全球挑战凸显国家作为治理单元的效力不足，国家治理需要兼顾全球数字秩序。数字技术的泛扩散、强适应属性与数字化转型的连接、生成逻辑是国家治理变化的内在机制。

以 1982—2020 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发展特征与趋势，讨论了教育发展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在规模、结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上，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持续改善；人口受教育水平仍呈现为“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其中大学教育人口比例的区域差异正在快速扩大；支撑未来发展的人口禀赋条件存在区域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应当综合考虑人口受教育结构梯度合理性、教育质量提升、区域均衡性、城乡公平性等问题，发挥教育资源配置的人口聚集引导作用，积极促成人口合理布局。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性别不平等窘境主要体现在疫情加剧女性的就业困难和脆弱性、无酬照料增长和家庭暴力激增、疫情对女性健康产生差异化影响、新的不平等教育和数字性别鸿沟形成，以及疫情中女性领导者的缺位和女性形象的矮化上。后疫情时代进一步推动性别平等的思路应聚焦于将女性置于恢复决策和进程的核心，对女性全方位赋权，并以预防机制的建立作为应对风险的长期方案，从政策制定、就业平等、家庭责任、健康维护、教育与技术公平、政治与文化参与等方面着力探索性别平等治理工具。

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考察浙江省德清县的乡村数字治理实践，研究发现数字化治理体系并非以发展主义的技术增长逻辑进入乡村社会，而是在与乡村社会基础达成契合、与乡村传统治理模式进行调适的过程中发挥效能的。在与基层治理任务繁重、农村地区治理环境复杂、农民离村流动加剧等乡村社会条件实现契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治理体系通过全景可视、实时反馈、平台连通等机制为乡村带来治理革新。与此同时，数字化治理的“时空脱嵌性”及其“制度化专家”角色，则与基层权威的合法性形态、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之间存在张力，彰显出调适的必要性及可能路向。因此，数字乡村治理逻辑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之间并非进步替代关系，

资源依赖理论在解释组织间关系时关注组织间的双边权力，当其被置于组织网络结构中时，经典的权力机制是否还具有解释力？本文以在线教育组织为案例，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组织网络结构对组织间资源依赖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组织网络中，用户通过表达差异化需求，组织通过改变信息沟通结构，实现了组织间的目标协同、信息共享和信任增强，突破了经典资源依赖理论的权力机制，形成了资源利益基础上的合作机制。